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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军:文徵明的“北漂”生活为何如此短暂

时间:2020-10-13 12:36:44 来源:中国当代艺术网

【明】文徵明 山水册

这些年常临文徵明的字帖,起先只专注于他那风神俊逸的书体,不曾留意到一现象,即有好几本字帖,比如《书午门朝见诗》《书早朝诗》《书京邸归还诗》《书西苑诗十首》等,是他晚年书抄自撰诗的产物,且从题目便可看出,和文徵明北漂京城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在文徵明的一生中,这段经历虽只占三年半的时光,却构成一道重要的分水岭。

文徵明生于1470年,出身官宦之家。据说,他小时候看起来比较愚钝,七岁方能站立,八岁尚不能言,这在后七子之首王世贞的《文先生传》中有记录:“先生生而外椎,八、九岁语犹不甚了了。”后辈文嘉《先君事略》也说“(文徵明)少时,外若不慧”。倒是他的父亲文林,总夸称儿子“儿幸晚成,无害也”。当然,他在私下里对文徵明的学习督促甚严,还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教席。比如,教文徵明古文的,乃成化壬辰科的状元吴宽;教文徵明绘画的(19岁时),为吴门四大家之首沈周。

书画先不提,文徵明这个人,本志在求取功名,但他从26岁参加乡试,直到53岁,拢共考了九次(因32岁丁忧放弃一次),皆铩羽而归。第一次参加乡试时,还是和同乡才子唐寅一同去应天府(南京)赴考的,结果唐寅高中第一名解元,文徵明名落孙山。可怜天下父母心,文林为了宽慰儿子,特意从温州任所修书一封,内有“子畏(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这几句话,“父爱如山”的涵义,可谓活脱纸上。也不由得暗暗钦佩文林的眼光,后来唐寅的结局,被其不幸而言中。《明史》曰:“少年伯虎,恃才傲物,纵酒张扬,人称孺子狂童。”唐寅那年高中解元后,难抑心中快慰,常骑着高头大马出去招摇一番,令不少落榜秀才十分难堪(想必也包括文徵明)。这就叫“才子性情”,后来唐寅为此屡遭不幸,吃足了苦头。

到了嘉靖二年(1523),工部尚书李充嗣巡抚吴中,受人之托,向朝廷举荐文徵明。初以岁贡入都参加考选,除授翰林待诏,还参与编修国史。文徵明这一生,不仅有个懂教育的好父亲文林,还有个垂眷甚殷的好叔叔文森。当他听说文徵明被授翰林待诏时,赋诗以表贺意:“红烛高烧夜着花,阿咸闻荐入京华。银鱼悬佩通仙籍,紫阁趋随草制麻。太史名传司马氏,东山屐倒谢玄家。书来深慰家庭庆,奕世恩光未有涯。”可见对于落榜秀才、侄子文徵明去京城谋事任职一事,全家还是倍感荣耀的。但翰林待诏是哪一级干部呢?很抱歉,只是从九品,即翰林院里最低的职衔。品级虽低,“水位”却不低,因翰林院接近权力中枢,故文徵明时有机会参加早朝、朝贺、候驾、观驾、庆成宴一类重要官事活动。他的《午门朝见诗》《奉天殿早朝二首》《雪后早朝》等就是当时的纪事诗,内中不乏“宫墙树色深于染,总受天家雨露恩”“满目升平题不得,白头惭愧直金銮”“小臣漫厕夔龙后,仿佛还瞻日月光”这样黼黻升平、感恩戴德的浮词。但白头来做秘书郎,且人微禄薄、日日早朝的单调和乏味,加之对北方气候的不适应,渐渐地使文徵明萌生退意。嘉靖四年春,他与友人同游西苑,吟诗十首,这也就是后来书法名帖《西苑诗十首》的由来。在跋文中,他流露出欲回江南老家的心愿,却又不无留恋的矛盾心理:“窃念神宫秘府,迥出天上,非人间所得窥视……然而胜践难逢,佳期不再,而余行且归老江南,追思旧游,可复得耶?”

应该讲,文徵明官职虽低,但他兢兢自勖,十分勤勉,故在翰林院的人缘并不差。尤其是他的学问品行,深得一些同僚的知赏,其中还包括状元出身、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王世贞《文先生传》记载,翰林院有位前辈林俊,三天不见文徵明,就尺素一封邀其相聚,甚至说“座何可无此君也”。文徵明家中也常高朋满座,名士们把文徵明比作王维、米芾一般的人物。那么问题来了,文徵明为何还是多次上疏朝廷,乞准南还?然归念却是归无计,上级领导就是不批。须知,当年的他,也就五十五六的年纪,还没到七老八十理应归田的岁数。

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我归心颇切,而当道方以格律锢人,谓非七十不得致仕,非病危不得请告。”虽然他在诗中也会唱点高调:“北上岂堪张翰住?东山常系谢公情”,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晋书·张翰传》中的那句话:“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乎?”或许,文徵明只是借张翰的典故,给自己一点心灵的宽慰吧?

概括地说,文徵明之所以京城方三年,去意已决绝,恐怕不外乎以下原因:首先,文徵明举业蹭蹬,当时以“岁贡”的方式进入翰林院,多少显得矮人半截。虽然同僚们对他很不错,也认可他的才华,但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官职远高于文徵明,其中还包括像杨慎、黄佐这样比他年轻20岁左右的青年才俊。久抑下僚的处境,或许使文徵明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故在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他一纾郁闷,频繁地采用“白头”这个意象,既属自嘲,更是无奈,可谓失落之情溢于楮墨。再者,当时朝廷正展开一场关于“继统”还是“继嗣”的“大礼仪之争”,争斗非常激烈。得罪嘉靖皇帝的一些正直官员,大多落得被廷杖、发配甚至殒命的下场。就连“天之骄子”杨慎,也戍边云南,终身不得起用。如此险恶的环境,若抱“君子不立危墙”之想,实属自然。第三,嘉靖朝官员的升迁,注重科举出身,文徵明虽富才学、画艺出众,所缺者,惟独一张八股文考试的“文凭”。他既感仕途无望,又常遭一些人的嘲讽,话说得还很难听:“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四友斋丛说》)“画匠”二字,等于打脸,这让文徵明如何呆得下去?

“北漂”三年半后,文徵明经多次上疏乞归,终于获准致仕。他在《怀归出京诗六十四首》中,念念在兹者,梦魂常绕洞庭水,也流露出对于“北漂”生涯些许的后悔。但自此一别,京城的官场上,少了一个从九品待招,而中晚明的画坛,却幸运地迎回一位本该属于自己的书画大师。此时,同年生人的大才子唐寅已去世数年,而才、德、寿三峰耸峙的文徵明,却续领吴门风骚30余年,直至今日,仍久久地牵引着我们仰望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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