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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书法是如何剥离“拙朴”风格的

时间:2019-11-30 11:55:31 来源:中国艺术报

张迁碑(局部)

“拙朴”一般指甲骨文、铭文,还有碑志、造像摩崖等刻石文字所具有的高古、凝重、苍茫等审美特征,这种风格后期一直被书家津津乐道而矢志追索。其实,在早期文字以及书法嬗变过程中,“拙朴”曾作为稚嫩、粗糙和生涩成分被逐步退化剥离。揖别与迎迓“拙朴”都是书法艺术的发展进步,在不同时期都具有强烈合理性和目的性。姑且不论这些早期文字后来均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就是这些文字自身从诞生到成熟也都有个剥离“拙朴”风格的过程。

从娱神到娱人,文字功能实现转移

原始社会风雨如晦,生产力极度低下,面对大自然的残酷与神威,先民群族而居,茹毛饮血以维系生存和繁衍。人们在恐惧、迷惑与幻想中产生对自然敬畏之心,也赋予自然以神秘感、灵性感。因改变现状与掌控命运,在满足极低物质条件后,人们便迫切期待与神灵沟通交流,因此,“娱神”成为人们劳作之余的重要活动。早期神话、歌谣、音乐、舞蹈无不带着娱神色彩,甲骨文等文字因与神灵沟通之需应运而生。

从已能解读的甲骨文来看,绝大部分内容是占卜记录爻辞,当然也有少部分为日常记事。因要将自己心思尽可能准确向神灵表达而求得保佑,所以文字刻写极尽虔诚之心和忠贞之意,虽笔画有钝有锐、有粗有细、有方有圆,却显露出原始文字无限拙朴而又烂漫的天真情趣。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们开始探索并主宰自己的命运,与自然虽有矛盾但已不十分尖锐,文字“娱神”功能逐步向“娱人”转移,生活记事、人与人交流成为甲骨文刻写首选目的。从演变过程来看,甲骨文流行期约在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之间的近300年,后100年风格上明显成熟完善,结体上趋于定型,特别是笔画已萌芽“写”的意识,后期商《庚姬尊》《宰丰鹿匕刻辞》和早期《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相比较,已悠然生发出一定笔墨韵味,线条已有刀锋刃颖起讫回束的迹象,疾徐相间、曲线回护、折冲融合含蕴十足柔性与张力,拙朴率真之意已然模糊,婉转流丽之气扑面而来,这一风格转换,为日后“篆书”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自眠到自觉,审美意识渐趋活跃

人们认识世界,最初是从感知开始,面对清澈河水、秀丽山野、壮观日出、鲜艳花朵等,感觉舒适、愉悦与快意,这种感知一旦成为经验并被社会普遍认同便被赋予美感,人们会主动享受并加以积极创造,亦即人们审美意识由自眠升华为自觉状态。譬如打磨劳动工具,人们先求自身便利勾勒其形,后与其他制品相比较,如被社会认可便会固定成审美形象,相反则会被加以改进或予以淘汰。

金文,刻在青铜钟鼎之上,一般有凹入阴文与凸出阳文,因铜液浇铸使得笔画成品相对有力粗壮,显得十分拙朴厚重。商代金文总体上字体瘦长,行气凝重,笔画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团块夹入其中,但这种拙朴美感随着人们审美意识活跃,并未成为彼时社会审美经验加以延续。一方面,商金文图案化、工艺化倾向明显,结构松散,文字符号不固定,简率、草化、错假严重制约着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西周后,武王灭商到成康之治,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雄浑典丽之风一时成为社会主流审美判断。所以西周金文一改商之拙朴霸悍风貌,变得十分清秀优美,笔道有明显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如武王时《利簋》和《天亡簋》笔画方圆兼备,具有洗练平直之气,特别是《大盂鼎》 ,记载康王受命克殷建邦之伟绩,行文流畅,字形臻于规范、大小得体、修长婉丽、圆融内敛,呈现浑穆稳沉之理性审美品格,已非商金文拙朴所可比拟。

从体味到意味,抒情感兴日益突显

人类的审美意识,由思维转变为物化载体才能形成艺术。初始阶段,艺术载体满足于引发、唤起人的审美情绪,人们只能借此来加以体味。随着审美意识高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世不平、婚老病死、悲欢离合等各种感情需要艺术包括书法来负荷与发泄,那种一成不变僵硬无法加注人们情思的艺术已不能适应审美需要。

汉碑由丧葬礼仪而成,东汉盛行厚葬,客观上促进墓碑发展,但起初十分鄙陋而简易。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 “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可见汉碑出于实用,极为简单与粗疏。如《袁安碑》 《景君碑》《石门颂》 《鲜于璜碑》 ,字体上只是变篆圆角为方折、弧线变直线,内容上也大多记载封疆立界、战功实况、农业歉收、世族谱系等,语句飘忽、不究辞章,虽有拙朴风范但过于写实直白。随着人们情感丰富,人们注重碑刻品质与内容,将情感通过碑文点画或缓慢或激越流淌。所以后期碑刻文辞一般文通字顺,言辞瑰丽,如《王舍人碑》 《白石神君碑》 《曹全碑》 《张迁碑》 ,风格上与前期相比,笔法华滋华美,拙朴之貌渐行渐远,精丽典雅、八分披拂的意味越来越浓,特别是《张迁碑》已完全没有蚕头雁尾之旨,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笔笔挺劲,秀美妩媚,显得十分生动有趣。

从粗放到精致,专业书家崭露头角

人们创造物质实用对象,也创造精神审美对象,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并未截然分开,这也使得人们在创造过程中,有些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从事艺术活动。一旦意识到从事艺术,那也就表明自己已进入专业审美领域。艺术上虽有“高手在民间”之说,但专业的力量一定远远多于非专业的才情。书法上也确实有民间高手并不了解书法本质意义,不理解点画线条包含那种不是语言、概念所能表达、说明的情感,创造出精美的作品,但在专业书家面前,终因缺乏创作外的学养等因素而黯然失色。

北朝书法拙朴厚重,得益于北方民族骁勇蛮悍习性,得益于碑石风雨剥蚀效果,也得益于大批无名工匠漫不经心劳作。与南朝书家多是上层贵族人士不同,北朝书家名声不大,刻手多是民间普通工匠。唐朝窦臮《述书赋》中收集南北朝书家数量南朝共82人,北朝仅1人;工匠素质更是良莠不齐,他们并不是书法家,有些甚至不识字,镌刻中有精益求精者也有偷工取巧者,并不能保证每通碑石刻写与书家原件一模一样。刻写过程中,精致的先在石碑上蜡,然后覆盖书作勾勒出较为清晰字迹轮廓再下刀;粗放的因丧葬时间仓促等原因,不乏直接操刀刻字于碑石。无论是运用冲、切、挖、剔、錾等不同刀刻方法,一般都以方笔为主单刀直下,行笔迅起急收,棱角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之态;结体上有疏有密,纵横倚斜,并不均衡公稳。后期随着南北文化交流,受南朝风流蕴藉及专业书家感染,北朝书法拙朴粗犷之风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碑刻中流美一派。从颇有代表性的《郑文公上下碑》 《张玄墓志》来看,方笔锐减,笔画既方又圆或干脆以圆为主,呈现情趣酣足、精神飞动韵致,这如同甘霖一般,日后不经意间催开出唐楷这枝繁茂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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