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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什么是形而上画派 「形而上画派卡罗卡拉」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乔治·德·基里科《白天之谜》（The Enigma of a Day），布面油画，185.5×139.7cm，1914年
20世纪初，西方艺术界各种先锋流派风起云涌，形而上画派虽然仅昙花一现，存在感并不强烈，但它对哲学、梦境与现实的深入探索，以及对后来超现实主义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揭开形而上画派的神秘面纱。
01 哲学化的幻想
一提到形而上画派（Metaphysical Art），你是否回想起被高中政治支配的那段时光？哲学的确与该画派的诞生息息相关，从其名字就能窥得一二。只是与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不同，形而上画派并没有纲领性的宣言，也未产生广泛的团体活动，其形成演变离不开创始人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个人经历。
乔治·德·基里科《意大利广场》（Piazza d"Italia），布面油画，50×70.2cm，1913年
卡洛·卡拉（Carlo Carrà）《形而上缪斯》（The Metaphysical Muse），布面油画，66×90cm，1917年
1906年，基里科进入慕尼黑美术学院就读，接触到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两位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让他深受启发。同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痛苦具有积极意义，而艺术可作为面对痛苦与荒谬的慰藉。这一思想让生性敏感忧郁的基里科产生了共鸣。
乔治·德·基里科《春天的双重梦境》（The Double Dream of Spring），布面油画，56.2×54.3cm，1915年
因此，其作品总是将不同时空存在的物体以夸张的比例放置在一起，呈现出梦境与现实的交替，就像在其代表作《爱之歌》中，阿波罗雕像、红色医用手套、绿色圆球、浓雾中前行的火车等日常物品都毫无逻辑地集中在广场上，让人感受到一种非理性的宣泄。
乔治·德·基里科《爱之歌》（The Song of Love），布面油画，73×59.1cm，1914年
基里科意识到艺术家是一些靠天赋的洞察力来重新审视日常事物的人，他们把潜藏于事物内部、不为人注意的神秘因素挖掘出来，用艺术的方式展现给世人。而这种带有启示性的神秘因素被他称为“形而上学的”。
乔治·德·基里科《一个国王的邪恶天赋》（The Evil Genius of a King），布面油画，50.2×61cm，1914-1915年
基里科对尼采的迷恋还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城市广场作品中。当时，艺术家在尼采晚年生活的城市都灵停留了几日，循着尼采思想的印迹，他描绘了都灵的广场、廊柱与高塔，而画中人物与建筑物相比往往显得异常渺小与孤独，趋近于消失。这种夸张矛盾的比例、色彩明暗的对比，无不体现出他对绘画怪诞而充满启示性的追求。
乔治·德·基里科《一个秋日下午之谜》（The Enigma of an Autumn Afternoon），布面油画，50.2×61cm，1911年
正如艺术史学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ed）说：“形而上派画家所企求的不是思想的内容，而是所感受到的思想强度的艺术对等物。他们描绘的不是‘思想’，其描绘本身就是思想。”
乔治·德·基里科《时间之谜》（The Enigma of Hour），布面油画，54.6×71cm，1911年
02 神秘的氛围
形而上绘画讲究一种气氛，神秘感与戏剧性尤为重要。画中幽灵般的火车、孤零零的高塔、拱廊下显得格外矮小的人物，以及犹如在静默中自语的雕塑，再加上梦魇般的投光与超乎寻常的阴影……所有这些仿佛构成舞台上的一幕幕戏，传递出一种不安与怪诞。
乔治·德·基里科《焦虑的旅行》（The Anxious Journey），布面油画，74.3×106.7cm，1913年
乔治·德·基里科《红塔》（Red Tower），布面油画，73.5×100.5cm，1913年
除了整体氛围，作为形而上绘画的经典形象，无脸人形模特也充满神秘感。该形象的灵感源自基里科童年对母亲制衣模特的回忆，也来自其弟弟萨维尼奥（Alberto Savinio）在戏剧《垂死者的歌唱》中所描绘的没有声音、眼睛和脸庞的主人公。据说，萨维尼奥还为此画过一幅素描，令基里科十分感兴趣。
乔治·德·基里科《预言者》（The Seer），布面油画，89.6×70.1cm，1914-1915年
于是，不分性别、身穿紧身服饰的人形模特成为基里科作品的常见主题，这些原来用在橱窗里向人们展示新装的模特，没有人类的感情与情绪，但艺术家却为它们注入了生命。在这些作品中，建筑物如同幕布，衬托出主角沮丧、失落的神态，让人在荒诞之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共鸣。
乔治·德·基里科《搭档》（The Duo），布面油画，59×81.9cm，1914-1915年
形而上画家还十分擅长利用随处可见的日常物品来营造神秘氛围，在1918-1919年间，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创作了一系列“形而上”风格的静物画。画面中有一种怪异、非现实的气氛，冷峻的光线照射着物体，投下又长又扁的影子，这些无生命的静物显现出一种生命的孤寂与冷清。
乔治·莫兰迪《形而上静物系列》（Metaphysical Still Life），布面油画，68.5×72cm，1918年
乔治·莫兰迪《形而上静物系列》（Metaphysical Still Life），布面油画，68.5×72cm，1918年
03 古典的余韵
出生于希腊、后在意大利学习绘画的基里科还受到古典艺术的影响，尤其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大师。当时，未来主义、立体主义正蔓延整个欧洲，强调对物体的解构与重组，但基里科依然坚持运用古典绘画中的空间透视法，因为他认为透视是一种表现方式，而不仅仅是绘画技巧。不过他并未一味仿古，其作品总是存在多个透视消失点（vanishing point），体现出时间与现实的相互矛盾。
乔治·德·基里科《诗人的不确定性》（The Uncertainty of the Poet），布面油画，106×94cm，1913年
1915年一战时期，基里科被征调入伍，派驻费拉拉（Ferrara）。他为战争时代的城市景象所感染，采用与之前不同的浓郁色调来描绘橱窗陈列、商店与居民区等。在那里，他遇到了形而上画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卡洛·卡拉（Carlo Carrà）。
乔治·德·基里科《一个年轻女孩的消遣》（The Amusements of a Young Girl），布面油画，47.5×40.3cm，1915年
卡拉原本是一位未来主义画家，直到1917年，他依然称自己为“持不同见解的未来主义者”，因为他并不赞成同流派其他艺术家对民族传统全然摒弃的态度，他倾心于乔托、乌切洛、马萨乔等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大师的作品。
卡洛·卡拉《The Oval of Apparition》，布面油画，92×60cm，1918年
卡洛·卡拉《The Drunken Gentleman》，布面油画，60×45cm，1916年
不久，卡拉在费拉拉的军队医院结识了基里科，两人因在艺术上趣味相投而成为朋友，一起创建了“形而上画派”。虽然卡拉使用了基里科发明的绘画元素，如人形模特、日常器具、圆球等，但两人在构图、投光和色调方面却采用了不同手法。
基里科的构图更为复杂抽象，多描绘古典雕塑与开阔广场，投光强烈鲜明，色调更为低沉有力；卡拉的构图层次分明，更多表现小范围空间，投光更加柔和弥散，色调明快优雅，让人想到15世纪的壁画。
乔治·德·基里科《离别愁绪》（The Melancholy of Departure），布面油画，140×184.5cm，1914年
卡洛·卡拉《The Engineer’s Lover》，布面油画，55×45cm，1921年
两位艺术家虽然风格各异，曾受到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等流派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形而上绘画依然保留着一份古典与传统的韵味。
04 超现实的前奏
1919年，在基里科与卡拉相识仅两年后，因对形而上画派的来源产生分歧而一拍两散，本就松散的画派分崩离析。同年，基里科发表文章《技艺的回归》（The Return of Craftsmanship），主张回归传统绘画，反对现代艺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以新古典主义方式创作学院派油画，被视为倒退的保守主义。
乔治·德·基里科《伟大的形而上内部》（Great Metaphysical Interior），布面油画，95.9×70.5cm，1917年
尽管形而上画派存在时间短暂，但它那如梦境般怪诞、神秘的风格备受超现实主义画家的推崇。其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将基里科称为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角色，不过布勒东表示自己只欣赏其在1919年之前“形而上时期”的作品，这直接引发后者与超现实主义的决裂。
乔治·德·基里科《街道的忧郁与神秘》（Mystery and Melancholy of a Street），布面油画，74×59cm，1914年
不可否认的是，基里科在某种程度上点燃了超现实的火种：一方面他表现出哲学化思想的超现实画面，即鲜明的图式语言；另一方面是被哲学化的思想，即作品蕴涵的内在力量。马格利特曾深受其作品的影响，他说：“未来主义的画家们开启了我对绘画的一种认知，但基里科却让我明白最首要之事——知道要画些什么。”
编辑、文张剑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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