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中华书局pdf「元人杂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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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散曲和杂剧兴盛的时代。元代散曲可以认为是继诗词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南宋后期，一方面，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另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又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南词叙录》徐渭）的粗犷格调，引起了人们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散曲在元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

马致远是元代散曲之大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之一。马致远的作品多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或羁旅漂泊的痛苦，代表作有《双调·夜行船》（秋思）、《天净沙·秋思》等。如马致远的著名诗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给人造成一种清冷寂寥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马致远善于摄取自然景物，融羁旅漂泊之情于萧瑟荒芜之景，强烈地烘托出“断肠人在天涯”的秋思情绪，情调虽感伤，艺术手法却极高，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是关汉卿与王实甫，代表作分别为《窦娥冤》和《西厢记》。

当散曲和杂剧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有大量优秀作品涌现：作为正统文学样式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元代诗歌与前代相比，显然处于低谷时期。然而，这个时期是南北诗风交错、融合的时期，诗坛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元代的诗歌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仍然相当多，而且出现了许多擅长诗文的少数民族作家，其中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最为突出。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驰骋万里，所以能在诗中描写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如《过阴出和人韵》等歌行，写得动荡开阖、气象万千。楚材擅写律诗，尤擅七律。他的律诗流畅沉稳，风骨遒健，如《和移刺继先韵》：“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

元代中期，社会逐渐稳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诗歌创作十分繁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如“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pēng）、揭傒斯。元诗四大家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元诗四大家”中最优秀的诗人当推虞集。虞集擅长律诗，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都写得格律严谨，意境高远，风格深沉。其代表作有《挽文山丞相》、《风入松》等。

元代后期朝廷政治黑暗，民族矛盾又趋激化，反元暴动此起彼伏。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影响了诗坛的风气，写实倾向大大增强。王冕是元末诗坛上写实倾向的代表，他出身农家，毕生未仕，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元末的社会现实有着痛切的感受。王冕以题画诗闻名，但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元末社会的种种现状，诸如连年的水旱灾害、朝廷的急征暴敛、人民的辗转呻吟、官吏豪富的骄奢淫逸，等等，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尖锐的揭露和痛切的描写。其代表作有《江南民》、《翼州道中》。

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是杨维桢，杨维桢的“铁崖体”是这一时期诗风的显著标志，他创作了《盐商行》、《海乡竹枝词》等写实佳作。杨维桢认为诗是个人性情的表现，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他力图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非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力度感的特征，与元代中期诗风背道而驰，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其代表作有《鸿门会》。

元末诗坛还出现了一批成就较高的少数民族诗人，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回族（一说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萨都剌以写宫词、乐府诗著名，擅长描写山水景物和地方风情。他一生遍历南北各地，从塞北风沙到江南烟雨，从毡帐乳酪到芦芽莼菜，他都以清新格调、深情的笔触予以描绘，代表作为《上京即事》、《过嘉兴》、《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石头城》。

天净沙·秋思

元·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念奴娇·登石头城

元·萨都剌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