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佛像雕刻「元代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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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幼雄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元代泉州是东方的贸易大港，也是国内江、浙、淮、湖贸易网区的中心。宋末元初，仙游人林蒙亨作《螺江风物赋》，生动记载元初泉州港舶来货的贸易盛况，是“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名，木帛之裘，葛布之筒，重载而来轻赉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这些舶来货品，待“扶桑日出，阳候波暖，舳舻衔尾……瑕琛远货不可殚名者，辐辏于南北之贾客”。这些国内贸易区的帆船，则“千艘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冲”。这些国内市场的贾客“自远方而来，徙家者复多于穴之蚁，巢之蜂”。①长江中下游地区遂成为泉州港海外贸易商品供应的后方基地和舶来货品的倾销之区。伴随着海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泉州成为多种宗教传播的地区。因此，泉州又是多种宗教的辐射点。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明教（摩尼教）和犹太教等多种宗教，可以在泉州自由地传播。所以，元代的泉州出现多种宗教文化和艺术雕刻。本文就谈谈元代泉州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的犍陀罗式石雕艺术。

所谓犍陀罗式雕刻艺术，即是希腊系的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相接触、相吸收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雕刻艺术。也可以说是希腊化了的佛教艺术。因为它在古代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今白沙瓦）为中心发祥，所以后来被称为犍陀式雕刻艺术。犍陀罗艺术雕刻根源之深，波流之广，不但影响了印度固有的雕刻艺术，而且分海、陆两路波及中国。其一，是随着印度佛教从海路传播南洋群岛和东南亚进而传播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其二，随着印度佛教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播西域各地，越葱岭，经天山南路，分两道入玉门关和阳关，并东渐中国内地。或直接随佛教经喜马拉雅山传入西藏，然后借藏传佛教（喇嘛教）流播西北、内蒙和华北地区。犍陀罗式的雕刻艺术，对中国的雕刻艺术起了不小的影响。

公元前327年，希腊马其顿国亚力山大王东征波斯，占领当时为波斯的一个行省的印度西北地区。希腊占领者在被征服的地区建立不少希腊式城市，因此希腊的文化经波斯等地源源流入印度。公元前305年，亚力山大王的部将塞留古建立条支国。公元前250—前249年，条支国分裂为希腊人在阿姆河南建立大夏国；波斯人在其故地之西建立安息国。严格说，这时期已属罗马期了，希腊文化一方面为罗马所继承；另一方面传播到东方后，与东方文化交融而被称为“东方希腊文化”。安息、大夏均受希腊文化深刻影响，尤其大夏国是东方希腊文化的集中地。所谓东方希腊文化，是以希腊文化为主流，概括了罗马、东罗马、波斯、大夏等的文化。西北印度在受了希腊文化的洗礼之后，经过长期的酝酿，于大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时，绽放出璀璨瑰丽的艺术花朵——犍陀罗式雕刻。

印度的偶像崇拜导源于希腊。印度古婆罗门教是继承吠陀教的传统的，没有偶像崇拜。后来，婆罗门教有神祇造像是导源于佛教的。

婆罗门教的建筑和造像最早不超过6世纪，它是属于新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产物。也就是说佛教是古婆罗门教的分支，但它比婆罗门教先有石质材的建筑物与造像。印度教的雕刻艺术，是从佛教艺术演变而来的。所以，犍陀罗的佛教偶像崇拜是导源于希腊；印度教的偶像崇拜是源于犍陀罗②。

但是印度教的神祇造像有着它的特殊风格，即多头多臂的形态。多头多臂的艺术造型也影响了印度的大乘佛教，以及密宗（真言宗）的艺术，如多头多臂的珂梨底天、观音菩萨、降三世明王诸像的出现。佛教的造形艺术虽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了不少的变化，但是佛像自从犍陀罗式雕刻艺术对它有了基本定型以后，这种多头臂的形态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未曾扩展到佛像身上来。

印度小乘佛教是不主张偶像崇拜的。待希腊系艺术在犍陀罗地区兴盛后，佛教方才逐渐流行偶像崇拜。开始很可能是造菩萨偶像，后才延及佛本身的偶像。印度的佛菩萨造像之肇始，最早不超过公元1世纪。犍陀罗式雕刻的出现，佛教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大的发展阶段，其影响还通过陆路和海路波及中国的西南、西北、华北、内蒙和东南沿海地区。

泉州佛教的犍陀罗式雕刻艺术有两种，一为圆雕，一为浮雕。泉州南俊巷承天寺观音阁祀奉一尊三米多高的元代十一面千手铜铸观音，它虽不属石雕，但同属犍陀罗艺术作品。观音宽肩、隆胸、束腰、跣足，趺坐在有花饰的圆台之上，其三对大手臂分别为：下对手臂的手心朝内作愿心印；中对手臂手心上翻；上对手臂特长高高举起。这三对六只手臂皆饰有臂镯、腕轮。颈上有璎珞，胸部有胸饰。观音背后则加饰象征性的“千手”。十一面观音皆隆鼻，脸部丰满，表情慈祥，眼半闭，耳有珥珰饰物，头戴莲花、火焰装饰的花冠。这是一尊典型的受印度教影响的犍陀罗式的多头多臂观音铜质圆雕艺术品。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有摩崖三世佛浮雕坐像。三世佛跣足，并排趺坐在仰覆莲台上，中间为现在佛，手施触地印之降魔印；左尊为过去佛，手亦施触地印之降魔相，但左手掌上托钵；右尊为未来佛，作施定印之禅定相。三尊一列浮刻于长方形龛内，龛长6.5米、高3米。

碧霄岩的三世佛像，皆袒露右肩，宽肩、隆胸、束腰，面庞圆润、丰满，头上有三层螺结，耳长垂肩，罗纱披左肩，胸腹部衣襟直垂，袒露的右臂肌肉丰满圆润。左臂及两腿有罗纱褶纹，显露出丰满的肌肉，后有背光，属吐蕃式佛教石雕。雕工精湛，造型优美，是犍陀罗式的雕刻艺术精品。

据碧霄岩元初摩崖石刻记载，“至元壬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间，灵武唐吾氏广威将军阿沙公来监泉郡。登兹岩而奇之，刻石为三世佛像。饰以金碧，构殿崇奉，以为焚修祝圣之所。仍捐俸买田五十余亩，入大开元万寿禅寺，以供佛赡。僧为悠久……至正丁未（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福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般若帖穆尔公分治东广，道出泉南，追忆先伯监郡公遗迹，慨然兴修，再新堂构……郡守新安郑潜拜手书，同游行中书省理问官忽纳台、广东道宣慰使司同知副元帅阿儿温沙哈儿鲁氏、泉州路达鲁花赤元德瓮吉剌氏、讲资寺教寿讲主智润及广威公外孙同安县达鲁花赤寿山与焉。”③

碧霄岩崖记里“唐吾氏”、“哈儿鲁氏”和“瓮吉剌氏”等，皆元代的部族名称。如“唐吾氏”，即唐兀、唐古特，亦称党项，亦即西夏（西方书籍称Tangut）。三世尊犍陀罗式佛像为灵武唐吾氏广威将军阿沙，于1292年来监泉郡时所刻。灵武在山西省，原为西夏之地。至元二十九年，西夏人阿沙到泉州任达鲁花赤（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乾隆《泉州府志·文职官》有其名。④

据碧霄岩崖记载，元初三世佛像是“饰以金碧”的，即在石雕原型的基础上，饰以灰泥、金碧。迨至七十五年后的至正二十七年（1369年），由蒙古人忽纳台和创建三世佛像的西夏人阿沙的外孙同安县达鲁花赤寿山等，多位元朝行省、地方高级官员和僧人重修。

1988年，重修前的“饰以金碧”的碧霄岩三世佛像，与现在见到三世佛像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三世佛像依然袒露右肩、右臂，但是三世佛像都饰有披肩，且披肩长垂遮盖右臂及肘，而左肩的披肩则短得多。左、右二尊佛像的左胸及腹部的袈裟褶纹是斜向的而不是原型腹部垂直的袈裟褶纹，且左臂袈裟遮及肘部。此外，中间的佛像是穿菩提树叶的袈裟。记得1958年摄此照片时，菩提树叶是银白色的，而袈裟底色是金黄色的。这种服饰的佛像是从未见过的。不知多少年前，暴雨过后，山体滑坡，庙堂随山体塌落，三世佛像高悬20多米的山崖上。1988年，清源山风景区修缮碧霄岩，依山势建钢筋混凝土支架，分三层，第三层为敞开式阁楼。重建佛堂时，从三世尊佛像身上剥落的灰泥洞里，发现灰泥塑佛像里原型是石刻佛像。于是剥去灰泥，重现犍陀罗式三世佛像雕刻的原型。

那么，碧霄岩的犍陀罗式雕刻艺术是如何传到泉州的呢？西藏的喇嘛教是公元8世纪印度那烂陀寺大德莲花生，以印度秘密教（密教）教旨与西藏的巴思教教旨互相融混而产生的一种适合西藏社会的新教。“喇嘛”，藏语意谓“无上，”即汉语的“上人”。西藏喇嘛教僧侣谙练巫术，与蒙古人的神巫祭风雪迷信相近。蒙古人信仰神佛茹荤，其僧侣又食肉，他们的日常生活多以“肉乳为食”、“毡帐为居”、“皮毛为衣”。⑤他们的日常生活近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喇嘛教容易被接受。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吐蕃，僧侣声势大振，西藏的喇嘛教为大汗忽必烈所接受，于是蒙古族遂成为黄衣佛号之民族，在关外时如此，入关后还如此，上自帝王，下至吏民，多愿倾囊建庙，以资梵修。

元统一中国过程中，把喇嘛教带入华北（以北京中心）、内蒙和西北地区。泉州清源山碧霄岩的犍陀罗式雕刻三世尊佛像，即为藏传佛教喇嘛教遗物，它是希腊、印度、西藏雕刻艺术的混合作品；它是由蒙古的官员（西夏人）带入泉州的；是由陆路传入泉州的犍陀罗式雕刻的艺术珍品；是我国江南地区少见的喇嘛教的遗址。

1934年，泉州城南的南校场出土一尊石雕立姿神像。当时人们误认为释迦佛像。⑥1957年吴文良著《泉州宗教石刻》确认此神像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毗湿纽石刻造像。⑦毗湿纽石雕立像高115厘米（包括石座）。头部戴一高顶的帽子，帽子分三层，上有饰物，两眼下视，鼻梁高耸，耳长几及肩上。有四只手臂，上两臂食指上套一个圆形法宝；下两臂右手小臂伸出（但已断毁，可能作无畏手印），左臂下垂撑一根棒形物。毗湿纽石雕像的上体裸露，宽肩、束腰，腹部两块肌肉突出；下体有透明罗衣束住，膝盖关节明显，直立在半月形的莲座上，座底有榫卯。石质系辉绿岩，雕工简朴、圆熟，充分表现人体的健康美。就毗湿纽整体的雕刻形式，近似印度尼西亚玛琅、梭罗的印度教塔婆的人体雕像。这是泉州典型的印度教犍陀罗式雕刻。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四部分“泉州古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图版111、112、113、114，是四幅印度教的壁龛石刻。

图111全体刻成一屋宇，形如龛状。屋顶有脊，屋脊分两层。上层的左右角，各浮雕螭首；下层屋脊分向左右倾斜；正中刻一个如钟形的宗教标帜。钟形顶有佛焰，中刻一个圆环，四周绕以图案花纹。屋宇下面左右各刻有一根石柱，柱头系希腊式雕刻。柱旁各立一座葫芦形小塔，塔下的两根柱子也是希腊式的雕刻。龛内正中刻着一尊四臂神像，头发向上直竖，前两手合十于胸前；后两手，一持圆鼓，一持兜矛，趺坐在一个仰覆莲台上。神像耳长垂肩，束腰，手臂裸露，带有手镯。神像右边的莲台上，竖立一个“磨盘”（linga，印度教崇拜的性器官）。图112刻一神像趺坐莲台上，两手合十于胸前，束腰，有背光。其他雕刻与四图大同小异。图113龛中雕一个四臂神像，面貌丑恶，怒发冲冠，右脚下踩一个小鬼，另一足高高踢起，四手各持法宝。神像两旁各侍立一位女神，上体裸露、乳房丰满，束腰。这种女神形象雕刻皆源于受犍陀罗艺术雕刻影响之佛教珂梨底和女药叉雕像。右旁女神头发竖直，手下垂，手心向前。图114其雕刻与前三幅相同，唯龛正中刻一女神像趺坐在一朵绽放的莲花中，神像有四臂，后两臂持矛和圆圈，前两臂已残断，头有螺结，耳长垂肩，宽肩、束腰、上体裸露，乳房丰满。

20世纪80年代，在泉州南门外池店乡（属晋江）的一座小庙里，发现一方印度教石刻，全部没有图案雕刻，龛中仅刻一位女神像，头上有冠，耳上有耳珰，有四只手臂，各持法宝，宽肩、丰乳、束腰，坐在仰覆莲台上，左足垂在地上。左、右各立侍随从，头上有螺结，亦宽肩束腰。

此外，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西边石柱之西面上部的印度教之希腊式石柱上，亦有毗湿纽的化身石雕，在石刻的圆圈内，刻着一个四臂的毗湿纽，端坐在仰覆莲台上，两旁各有Saktis丰乳女神，坐在座旁生出的开放的莲花上。

还有，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露台下须弥座束腰部分的石刻，系辉绿岩雕成。其雕刻内容，均以印度古代传说为题材。露台南面的束腰上，浮刻狮子37只和人面狮36只。各石垛间有间柱隔开，须弥座的上下，则刻斜形莲瓣。

人面狮身的艺术雕刻，导源于埃及的人面狮身石像，以后传到希腊，再由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向东传至印度，再由印度从海路传入泉州。石刻中的人面狮身雕刻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头发蓬松，两耳垂肩，耳上有饰环，四足立地；有的头上有三层螺结，用前右肢持一枝莲花或其他花朵。狮子的状貌也不一样，有的昂首张爪，作欲噬状，有的向前张突，有的回首顾盼。此外，泉州还发现许多印度教寺庙的希腊式柱头石雕和希腊式十六面石柱。

1956年，吴文良先生在泉州南门伍堡街发现一方断裂为二的印度泰米尔文字和汉字的石碑。1981年，经日本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翻译，泰米尔文字内容如下：

向庄严的褐罗致敬。愿此地繁荣、昌盛。时于释迦历1203年哲帝莱月（注：即公元1281年4月），港主挹伯鲁马尔，别名达瓦浙哈克罗·瓦帝格尔。由于察哈台——罕的御赐执照，据此，乃被庄重地把乌帝耶尔·厮鲁迦尼——乌帝耶——那依那尔神灵敬请入座，并愿吉祥的察哈台——罕幸福昌盛。⑧

同样的泰米尔文字石碑，日本国东京大学的辛岛升的认读有些差异。他认为立碑人为“圣班达·贝鲁玛”，建庙的目的是承“蒙契嘎察伊汗的御赐执照”。⑨如果按第二种译文，则“契嘎察伊汗”为谁无可稽考。而斯波义信译文的“察哈台——罕”，即元世祖忽必烈。碑文的纪年为公元1281年，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时间。

元初，泉州与马八儿国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马八儿国在南印度，是泰米尔人的居住区，流行泰米尔文字。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石碑文里的“褐罗”（辛岛升译为“合罗”），即印度教的湿婆神。联系泉州发现的刻有“御赐佛像”的印度教门楣石刻（现在置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大门楣上），它们可能同出于一座湿婆神庙。

综上所述，元初泉州有一座印度教湿婆神庙。以上所列的印度教神像和人狮石雕艺术，皆源于受希腊雕刻艺术影响之犍陀罗雕刻艺术，它是自印度取道经南洋群岛及东南亚，从海洋传入泉州的。

前文已述，犍陀罗艺术也可以说是希腊化了的佛教艺术，犍陀罗的佛教偶像崇拜是导源于希腊，印度教的偶像崇拜是导源于犍陀罗。那么，元代泉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雕刻艺术又与犍陀罗雕刻艺术有何牵连呢？

犍陀罗雕刻艺术的种类，还有一种塔婆的雕刻艺术。较典型的如坦叉始罗地方的萧里昂塔院、白沙瓦的亚立斯泰提塔群、油撒孚择伊发现之塔婆，以及喀布尔河北面的他库契巴伊伽蓝遗址等地的塔婆雕刻。⑩这种犍陀罗式的佛教塔婆雕刻艺术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长期衍化过程中逐渐被中国的伊斯兰教、基督教雕刻艺术所接受，而以须弥座式和须弥座祭坛式的雕刻形式定型，宋、元、明时代传布开来。如新疆喀什的伊斯兰教圣贤墓、扬州的伊斯兰教先贤墓、广州的先贤墓、福州的先贤墓、泉州的灵山圣墓和泉州众多的古伊斯兰教、基督教须弥座式和须弥座祭坛式石墓。

泉州伊斯兰教、基督教的须弥座式石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三层一种是五层，一般是五层为多。五层石墓一般前四层为一石块雕成，第五层墓顶石由另一石块雕成。少数为四层石墓，亦有一墓由多块石头构成。

五层须弥座式石墓之底层都为六足如意状之中国式雕刻。第二层为希腊式连续传枝之图案雕刻。第三层为佛教之莲花瓣雕。第四层如果是伊斯兰教石墓，则刻阿拉伯文字，内容多为《古兰经》章、节或圣训，有的则刻死者的名字、籍贯和死亡时间；如果是基督教石墓，则多为空白，而天主教则于正面用拉丁文刻死者的姓名。第五层称墓顶石，一般由另一石块刻成。墓顶石正面，多刻尖拱型，亦有刻圆拱型的。如果是伊斯兰教，则浮刻“云月”，如果是基督教，则浮刻莲花承托十字架。以上石墓雕刻同属犍陀罗式雕刻艺术。

结束语

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保存着许多受元代犍陀罗式艺术影响的石雕刻，它们分别属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分别由陆路、海路传入的。元代泉州宗教门类之多，犍陀罗式艺术雕刻之盛行，是因为它为当时世界东方最大的海港之地位决定的，也是与当时泉州是江、浙、淮、湖国内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看到元代海外贸易对泉州宗教文化艺术影响的同时，千万别忽略陆上通道对元代泉州宗教文化艺术的影响。所以，元代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文化和艺术的交汇点。

（原载《泉州学研究》论文集）

（作者：原泉州师范学院教授）

注释：

① 弘治《兴化府志》卷32。

② 丁文光《犍陀罗式雕刻艺术》，第4—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③ 吴幼雄、黄伟民、陈桂炳主编《泉州史迹研究》，第12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④ 乾隆《泉州府志》卷26，文职官上。

⑤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69章，《鞑靼人之神道》。

⑥《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第111—121页，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出版。

⑦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四·泉州古婆罗门教石刻》图115，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⑧ 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第六章第一节，《印度教》第309页，鹭江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⑨ 日本辛岛升《十三世纪末南印度半岛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副标题《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元史”马八儿等国》，昭和63年，汲古书院出版。

⑩ 史岩《东洋美术史》卷上，《犍陀罗之建筑》第136—145页，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