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赏析：中国李可染书画艺术院理事杨旭尧——“李家山水”经典传承
《阁帖》升级版—《大观帖》（之一）
一、《阁帖》一脉
前面我们用了不小的篇幅,大致介绍了《阁帖》,涉及《阁帖》的地位、收录宗旨、成就、所录各家帖,特别分析了 “二王”帖的风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指出了《阁帖》的欠缺。虽然文字粗略、各篇缺乏连贯,不免割裂之诮,特别是颇多旁骛,似乎离题,但这些都是为了突出《阁帖》的核心,印证《阁帖》的价值,厘清《阁帖》的不足。
《阁帖》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欠缺,如羼入伪迹、体例驳杂,而且镌刻于木板,刻既不精,又保存失当,不久便出现开裂、遇火等情况,缺失严重,无法再拓,使得本来就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流传的《阁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就在此际,一个奇才出现了,他就是在后世知名度极高的北宋亡国之君——徽宗赵佶。艺术家与政治家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徽宗虽然在政治上昏聩无能,在艺术上却拥有着卓越的天赋和智慧,于书画皆能开宗立派。他的存在,使得版图残缺、国力羸弱的北宋末期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空前繁荣的的黄金时代。
徽宗的艺术法眼哪里看得上残破不堪的《淳化阁帖》?他要以自己的眼光和能力,对《阁帖》进行修订。恰好,徽宗的宠臣之一蔡京,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书家(但人品极其恶劣)。他的字沉着老辣,姿态纵横。而且,他又精于鉴赏。据说“宋四家”中的“蔡”本来是他,后世恶其人,才改尊蔡忠惠公。这样的一对君臣,就书法而论,堪称“极品组合”。
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下诏命重刻法帖。这次重刻并非翻刻,而是重新编辑和摹刻。在徽宗的直接领导和蔡京的全力主持下,刻帖工作有条不紊,进展顺利,终于刻成一部新的法帖——《大观帖》。因摹刻于内苑太清楼,故又称《太清楼帖》。蔡京题写了卷首标题和卷末题记,把《大观帖》的信息和他自己的手迹留给了我们。关于《大观帖》的摹刻过程,当时学者述之甚详,如陈思《宝刻丛编》载:“大观初,徽宗视《淳化帖》板已皴裂,而王著一时标题多误,临摹或失真。诏出墨迹更定汇次,订其笔意,仍俾蔡京书签及卷首,刊石太清楼下。”
《大观帖》比之《阁帖》,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摹刻精工,前人以为“下真迹一等”;二是勾摹上石,较能保存笔意,失真处较木版为少,且便于保存。正由于具有如此优长,《大观帖》成为堪与《阁帖》并称的官刻丛帖,同为北宋官帖的代表作,其地位与《阁帖》同等重要。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部金光耀眼的艺术杰作刻成不久,即随着北宋的亡国而不知所终,成了“靖康之乱”的牺牲品。皇皇十卷的巨制,流传至今的拓本已经残缺不全。徽宗君臣创造了艺术的经典,却没有守住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国,文化的传承与国力的强弱真可谓唇齿相依。(左图为《大观帖》第七卷所刻王羲之《桓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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