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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艺术:王穉登行书

时间:2021-09-05 13:45:20 来源:

王穉登行书

法度与性情
———王穉登行书《赠绍谷诗》

在书法创作中,法度与性情是一对矛盾。讲求法度,则往往限制性情的表现;表现性情,又往往偏离法度。因此,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书法家,都面临着法度与性情这一对矛盾的困扰。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与途径。
书法,顾名思义,当然要讲求法度,否则就是糊涂乱抹。很多人把书法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会拿毛笔写字就可以成为书法家。这一观念直接影响了当代的书法创作。一些人要么揣摩评委的口味和偏好,要么临摹以往的入展、获奖作品,找窍门儿,寻捷径,不出三年五载,便堂而皇之入选各种名目的大展,甚至成为“获奖专业户”,于是出集子、办展览、搞讲座,甚至进入高等学府传道授业,俨然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书法果真是如此之容易吗?当然不是。很多艺术家都承认,与绘画相比,书法的难度更大。十年可以成就一个画家,但十年绝对不能成就一个书法家,原因是书

法更为抽象,更需要功力,它所包含的因素更为复杂。书法不像绘画,创作前可以写生,创作中可以遮掩,创作后可以修补。它没有收拾的余地,没有修改的空间。加之汉字历史悠久、妇孺皆知,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书法的难度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各领风骚的画家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而真正开宗立派的书法家则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书法创作的难,难在法度,更难在性情。因为,仅有法度远远不够。书法重在性情的抒发,重在个性的张扬。书法创作的难度就在于在法度与性情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找到一个平衡器,使得两者达到和谐统一,实现自然天成。
南京博物院所藏王穉登的行书《赠绍谷诗》(见上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堪以借鉴的范例。
这件作品为纸本,纵26.4厘米,横23.6厘米,内容为王穉登写的一首五言律诗:“高僧无所事,趺坐竹房前。雨即花为雨,田将果作田。剃时头有雪,洗处钵生莲。独许王摩诘,频来礼法筵。”
从法度方面来说,这件作品称得上无可挑剔。其用笔稳健而潇洒,中规入矩而不失灵动之态,使转顿挫灵活自如,同时又处处照顾到法度的谨严。如其中的“高”、“雨”、“果”、“田”、“频”等字的横折笔,都不失唐人法度,仿佛有柳公权的影子。而其中的“僧”、“竹”、“前”、“摩”等字摇曳多姿,又仿佛米芾再现。如果仅仅是对前人的模仿,还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作品的可称道之处在于,王穉登很好地解决了继承前人而又独出机杼、讲求法度而又抒发性灵的矛盾。在创作过程中,王穉登没有拘泥前人窠臼,而是在遵从法度的前提下注重个性的张扬。这主要体现在用笔的灵活和结体的多变等方面。他依靠笔锋的使转与缠绕、上下字之间的牵连与呼应,将这件作品写得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如作品中的“僧”、“即”、“花”、“时”、“处”、“钵”等字,极尽变化之能事,让人对书法的笔墨精妙之美发出由衷的赞叹。
从章法上看,这件作品既错落有致,又一气呵成,有一种自然和谐之美。从墨色来看,作品以浓墨为主,间有枯笔飞白,可谓燥润相映、趣味横生。
王穉登(1535—1612),字伯穀,其先世为江阴人,后隐居长洲(今江苏吴县)。他少有文名,擅书法,六岁即能作擘窠大字,十岁能诗,长而骏发,名满吴、会间。王穉登于嘉靖末入太学,万历时曾召修国史。同时,他也是明代文坛的领军人物。文徵明殁后,文人风雅之事未有所归;自王穉登出,则执牛耳三十余年,为世所重,因此后人称其为吴门派之后劲。清钱谦益《列朝诗集》称其书法闻名遐迩,“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踵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王穉登曾辑有明代散套小令《吴骚集》,其著作编为《王伯穀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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