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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收藏家季羡林

时间:2021-10-27 17:45:18 来源:

大收藏家季羡林

署有季羡林上款的书画藏品

季羡林先生7月11日驾鹤西去,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地位的学术大家,在生前除了做翻译写散文等调节方式,还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欣赏自己的收藏品。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日前撰文展示了季羡林作为大收藏家的一面,摘录如下:

王寿彭题写“奖状”是最早的藏品

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先生的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季羡林。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署有季羡林上款的书画藏品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先生还托人到济南打听寻觅过,当然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先生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我在一旁,丝毫都不敢打扰先生。因为我知道,正是这最早的藏品,将先生带回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有意识的收藏自1949年后开始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卖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人民币,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60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老祖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像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咂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高十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儿,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不惜高价买苏东坡《御书颂》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我就和李铮先生一起,奉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老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

文房雅玩数量很大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只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藏书曾被康生江青染指

让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但是,先生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众所周知,陈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就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先生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留德10年期间,季羡林先生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中有不少种在国内是孤本。先生收藏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也是和书有关的。“跑街”曾经给先生送来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索价甚昂。一时间,先生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于是就只能失之交臂。先生曾经多次对我提起此事,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同时不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事吗?

季先生简朴至此为何收藏

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走了,在他身后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和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作为收藏家的季羡林也同样留下了令人惊叹的文玩珍品。

季先生生活得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前几年,北大接受的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是来自季羡林先生。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以百计!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等级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当今市价就很难计算了。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但是,他简朴至此,为什么还有收藏一好?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收藏传统,从宋代的李清照夫妇开始,历代就不断涌现大收藏家。现当代的文人雅士中,且不说郑振铎、张伯驹这些重量级的专业收藏家,就是鲁迅、郭沫若、老舍、胡适、徐悲鸿、林语堂这些文化大师们也都有些爱好。不管是鲁迅喜欢碑帖,还是胡适集藏火花,或是林语堂痴迷烟斗,这都是兴之所至,是生活里的乐趣、做学问的余兴、更是精神品位的象征,投射到今天的人们眼中,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的追思和回味了。

因为如今收藏在人们眼里,就等于是投资,是攒钱与赚钱的事儿:拍场上不断诞生的纪录,市场上不断飙升的价格,似乎都是一针针兴奋剂撩拨着人们的欲望,让人产生一种淘到宝就可以一夜暴富的幻想。似乎文化的价值是一场追逐财富的游戏,可以在市场中用价格的升降来衡量。对此,有人提出:文物收藏的拜金主义导向实际上亵渎了文物收藏的本意。

收藏没有钱是不能的,但对于文化,钱不是万能的。细数一下,像季羡林先生这样捐赠藏品的名家不在少数,像张伯驹、徐悲鸿等等也都是把毕生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细想一下,收藏的本意是什么?那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而这些大师们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怀——对文化的热爱超出金钱的概念,倾其所有,却不为自己占有,让文化的载体能够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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