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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讲义」

时间:2023-01-01 16:53:04 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

大家好,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讲义」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理查德·J.泽克豪泽,佛罗伦萨锡拉丘兹大学艺术史学副教授乔纳森·k.纳尔逊,这两位令人尊重的教授试图让两个很少有沟通的领域——艺术史领域和理论经济学领域建立起长久的对话。

在《赞助人的回报:艺术品投资的几个问题》一书中,他们将信息经济学运用于历史背景,特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背景,对艺术赞助行为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分析,从而建立起与之相应的经济学阐释性框架,并通过大量例子,特别以14世纪初到16世纪末的意大利中北部的艺术委托人(赞助人)和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绘画、雕塑及建筑为例,加以阐释性说明。

本期推送,分享该书的编辑手记及序言给大家,希望这部特别的学术著作可以为大家的艺术史和现代经济学知识领域中搭建起沟通桥梁。

《赞助人的回报》编辑手记

本书是一部比较特别的学术著作,它以新颖的经济学理论来阐释艺术领域的现象。为本书作序的迈克尔·斯宾塞先生,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本书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本书成功地运用了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把艺术史和现代经济学沟通起来,使它们进行了有效的对话,而且本书所建立的阐释性框架,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延伸到艺术史更大的时空范围。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包括三个群体,赞助人、艺术家和目标观众。所阐述的主题是,赞助人(大型艺术项目的委托人)如何寻找艺术家,并通过他们创作的艺术品(绘画、雕塑和建筑),从而建立起自己卓著的声望。

博弈论和信号传递理论是本书进行经济学分析和阐释的基础。博弈论在现代经济学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要了解某项博弈游戏,首先要确认游戏玩家,而本书中最重要的玩家是赞助人和艺术家。赞助人委托艺术家们创作艺术品,艺术家为他们工作,而游戏的参与者——目标观众,对赞助人和艺术家及其艺术品的感受和关注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目标观众中有潜在的委托人。上述群体之间的博弈,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什么是效益、成本以及限制条件?它们包括哪些具体的因素?对此,本书第一和第二章有详尽的分析和说明。

另一方面,赞助人对艺术品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些艺术品通常不能为赞助人带来直接的经济回报,那么,为什么赞助人投资那么多钱,所图又为何呢?本书在此引入经济学中尊贵奢华理念和信号传递理念,并提出了两种解释模型:选择性宣传和夸大宣传。什么是信号传递?什么是炫耀性消费?信息传递机制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赞助人如何通过艺术项目传达自己的信息?又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回报的?本书第三、四章将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深入阐述上述问题,本书运用了大量的艺术史、建筑史、雕塑史知识,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14—16世纪意大利的赞助人及其委托艺术作品,以其为主要的案例。本书第5—9章,选取了五个不同的角度,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阐释和运用。第一个案例,佛罗伦萨私人祈祷室;第二个案例,14世纪佛罗伦萨的纪念家族的捐赠品;第三个案例,利昂·莱奥尼设计的米兰奥梅诺尼豪宅;第四个案例,蒙塔纳创作的圣母玛利亚黛拉维多利亚祭坛画;第五个案例,以欧美艺术品和赞助人为例。前四个案例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第五个研究来自17—19世纪的欧洲和美洲。通过这些案例,进一步分析说明,理论与艺术是如何联系并相互作用的,是如何推动艺术品诞生、如何推动艺术激励体系建立的,又是如何推动赞助人和艺术家去不断探索和冒险,等等。

总之,由于信息经济学特别适合用作历史背景分析,从而使得本书的叙事非常生动,意趣盎然。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大的几个国家,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所有这些国家的情况,在本书都有讨论,包括规模较小的曼图亚公国也有涉及。那时意大利很多著名的大家族都面临周期性流放驱逐或财政崩溃,这种动荡的情形,激励了那些有多余财富的人,通过艺术委托项目提高他们的声望,这种声望的提高就是赞助人得到的回报。

阅读本书,你可能还会得到其他一些问题的答案,如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三百年间?为什么发生在意大利?是一种什么样的激励体系激励着赞助人和艺术家去探索和冒险?为什么欧美会涌现出那么多优秀的视觉艺术品?对这些问题,每个读者的答案可能不一样,但本书将诠释一个新的解读方法——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和解释艺术现象。

《赞助人的回报》序

文 | 迈克尔·斯宾塞

由于博弈论和信号传递理论是这部佳作中很多经济学分析的基础,而我又跟创立市场信号传递理论和社会信号传递理论①有那么一点关系,因此,如果我一开始就说这本书在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十分坚实,那么这是有可能招致嫌猜的。这种话从我口中说出来,听起来就像是父亲夸自己孩子长得漂亮。这种陈述就不是一种有效的信号,因为那些长相一般的孩子的父母说这样的话也无须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传递可靠信号的基本要求是,那些具备某些潜在特质的信号传播者传播这些特质时所花的传播成本要低很多。这确保了那些不具备这些特质的人不能轻易地模仿这种做法。例如,那些学习能力低下的人就不会尝试接受大学教育。这种人接受大学教育时间成本会很高,经济成本可能也不低。

幸运的是,在作这个序的时候,有第二种信号传递机制在起作用。我有值得维护的学术声望。声望,以及通过委托大型(或昂贵)艺术项目建立声望的方法,正是本书阐述的主题。此书阐述的理论是宽泛的真知灼见。相信我——如果我所言不实,我得付出惨重代价。

本着坦诚布公的精神,我还得承认,此书其中一位作者,理查德·泽克豪泽是我的一位故交,多年前他和托马斯·谢林曾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后者将会在此书涉及博弈论的部分出现。理查德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能够在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时候,在经过实际分析前就能得出(正确)结论的经济学家。这真是一种罕见的天赋。

我坐着(几乎)一次性读完了这本书;那是我刚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它在很多方面都很吸引人,简直让人爱不释手。对于那些像我一样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吸引,但是在艺术史、建筑史、雕塑史和音乐史方面的知识以及经济学知识(这是他们创造力爆发的基础),仅限于一些大学课程以及美术馆和文化遗址的多次游览——来说,阅读此书的这些章节就好像与作者亲切会晤。幸运的是,我在相关历史知识方面的欠缺在经济学领域稍稍得到一些弥补,因为这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要求:深入研究这几个世纪里商业、会计、金融、贸易,以及财富积累领域伴随发生的创造力的爆发。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科学与工程也在繁荣发展。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的问题是:“文艺复兴为什么发生在这三百年间,为什么发生在佛罗伦萨、罗马、米兰、威尼斯、曼图亚以及意大利其他宗教、商业以及艺术中心?”

在这本书中,你不能找到这个相当普遍的问题的完整答案,但是你可以找到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非常细致的描述。这些联系和相互作用不仅诞生了伟大艺术,还诞生了激励体系,这种激励体系带来了自律的探索和冒险,并最终使创新大量涌现。

易变性是理解赞助体系(本书对该赞助体系进行了十分清晰详尽的分析)的关键。在文艺复兴时期,经济和社会都是易变的。此外,声誉是建立在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上的,举几个例子来说:宗教虔诚、宗教信仰以及宗教见解;财富与经济能力;艺术与工程创造力。没有哪种制度能够单独主导社会:教会不行,君主政体不行,大银行家和大金融家也不行。

在这种复杂的、流动的环境中,精英们觉得有必要向他们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向其他精英群体,向普通市民宣示自己的地位。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多重的,举几个例子来说:良好的旧式自我意识是其一;提升或巩固他们的权力,将地位和权力传承给家族的下一代是目的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通过委托著名艺术家为他们进行艺术委托项目,积极参与公共艺术和建筑项目投资。这些赞助行为实现了它们的多种目标,因为它们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所有信号的一种重要特征),因为那些位高权重之人,通过财富与使用权的结合,可以委托那些地位低下之人无法接触到的或无力承担的项目。

在此过程中,一些精英个人或精英家族抓住机会选择性地宣传他们想要展示的特质,并在合适的情况下,夸大自己的成就以赢得尊重和赞赏。被作者称作选择性宣传(奉承地挑选历史事件)和夸大宣传(在限制条件内进行夸大,这些限制条件是由观众的知识水平决定的)的分析是令人愉悦而振聋发聩的。它们丰富了赞助—信号传递模型的基本要素,阐释了包含观众在内的多人博弈游戏的复杂性。

在罗马的时候,我曾想一睹卡拉瓦乔创作于人民圣母教堂(the Church of Santa Maria del Popolo)的两幅伟大画作的风采。在游览参观的时候,当我凝视着大门或某个角落,我经常会疑惑为什么这些画作会藏在教堂左耳堂的狭小礼拜堂里。浅读此书,我就粗略了解了事情发生的始末,而等我读完此书,我的思路就非常清晰了。教堂中的礼拜堂是赞助人资助并装饰的:它是教堂或教会筹措资金的装置,是朝圣之地中一个非常显著的信号,是普通大众和精英阶层都能接触得到的信号。艺术、祭坛画、墓冢、弥撒,以及很多其他元素被融为一炉。“私人”礼拜堂成为那个时代信号传递的中心装置。

让我们再回到创造力爆发这个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很多本来可能并不会聚集在一起的因素偏偏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聚集到了一块,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有一种违背我们意志的科学和社会科学本能的运气或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伴随着教会的权势和财富的是意大利缔造者们日益增长的权势和影响力,今日我们将这些缔造者称为全球贸易者和全球金融业者。教会和金融家们因为经济和政治因素互相需要对方。教会和政治体系控制着对信号宣传十分重要的公共区域,而精英阶层想要彰显自己的优越性并巩固他们和他们子孙的社会地位。收入声明和收支账单并没什么用。因为这两样东西普通大众看不到摸不着,它们又承载不了任何宗教象征或公民美德。而艺术,既是公开的,又带着宗教性质,正好能满足这样的目的。

从事商贸活动的权贵家族们渴求地位与尊重,于是他们找到了那些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他们不仅找到这些艺术家,还鼓励他们在微妙但心照不宣的限制条件下,进行创造和创新,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所不同。赞助人寻找创作大师,并鼓励他们。赞助人追求真正的与众不同的过程(一种比仅仅哄抬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服务价格更为复杂精妙的策略)创造了一种新环境:一种高度有序的结构体系内的创新行为得到重视和鼓励。

这些力量并不能完全解释(从原因上解释)遍及那个时代的艺术天才们的超高艺术水平,但是它的确创造了一片乐土:鼓励打破常规、推陈出新。由于潜在赞助人减少(换句话说,就是在信号传递领域竞争减少了),艺术创新的激励因素就可能趋于保守。违背事实的事情谁都无法了解,但是这似乎是个合理猜测。

对艺术家、雕塑家和建筑设计师(更不用说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领域的学科领袖)来说,幸运的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争取公众认可和不朽名声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学习效果不断提高,受益人是所有我们这些后来人。

如果你有意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个伟大时代,那个有赞助人和艺术家(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以及作家的时代,去了解动机与限制、机会与失误,那么你可以试着读读这本书。对我而言,品读此书就如同在一位博洽多闻、察微知著的图书馆馆长的陪伴下游览一座伟大的艺术博物馆:这绝对是一场令人受益匪浅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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