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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的艺术思想「怎样理解毕加索的画」

时间:2023-01-18 13:25:03 来源:中国画报出版社

大家好,毕加索的艺术思想「怎样理解毕加索的画」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恰在世纪交替的1900年,十九岁的毕加索离开故国西班牙,初次来到巴黎,这件事可以说颇具象征意味。

这一年,不知第几次的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大张旗鼓地举办,毕加索将充满好奇的敏锐目光投向了会场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

在观看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川上音二郎剧团演出时,他甚至为身着新奇日式服装的贞奴画了速写。

1900年巴黎世博会

然而,在宣告新世纪开幕的这场盛会上,历史的舞台已静静地为毕加索华丽的登场做好了准备,对此他又知道几分呢。

当然,从巴塞罗那时期起,他就对自己的绘画表现技术十分自信,出发赴艺术之都巴黎时,就像很多踌躇满志的青年一样,梦想着凭借自己的一支画笔征服世界。

毕加索就要在20世纪绘画史上发挥近乎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想必他自己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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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主义以前的毕加索

巴勃罗·路易斯·毕加索出生在面向地中海的安达卢西亚地区颇有来历的港口城市马拉加。

父亲唐·何塞·路易斯·布拉斯科是出生于巴斯克地区的画家、绘画教师。毕加索随母亲姓,其母玛莉亚·毕加索·洛佩斯则是出生于安达卢西亚地区历史悠久家族的大家闺秀。

后来毕加索喷薄而出的天才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源自父母的艺术细胞。

童年毕加索与妹妹

确实,年少时的毕加索就擅长画画。更确切地说,是只擅长画画。

他在学校的功课都很糟糕,算术不拿手,文字也读不顺,关于这些就有几个流传的逸闻。

即便到了后来,他还对一个密友坦白说:“还是没能记住字母表的顺序。”不过,在素描方面,毕加索却不输任何人。

毕加索9岁完成第一件油画作品《斗牛士》

毕加索13岁时的素描石膏作品

1891年,全家从马拉加搬到加利西亚地区的拉科鲁尼亚,那时的毕加索已能出色地帮父亲作画了。

父亲唐·何塞尤其擅长画鸽子,曾多次画过以鸽子为主题的作品,毕加索就负责照着父亲固定在解剖台上的实物画鸽子的脚。

据说,有一次父亲像往常一样把任务交给儿子就出去散步了,回来后发现鸽子脚画得实在太好,不禁感慨万千,将自己的调色板、颜料与画笔全部送给了毕加索,宣布自己从此搁笔不再画画。

毕加索13岁时的油画作品《老渔夫》

当然,这种逸闻太过于“传奇”,要确定其真实性十分困难。至少他的父亲唐·何塞在后来的1895年担任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的教师后,并没有彻底放弃绘画。

不过,他对于儿子其他方面一无所长却独具绘画天赋感到惊异,同时也默默守护,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到了儿子身上,这一点应是事实。

作为儿子,毕加索终究不负厚望,完美地回报了父亲的期待。

《自画像》,1896

十四岁时随家人搬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立即进入了父亲就职的美术学院学习。

在入学考试时,一般留出一个月时间来完成的作品,他仅用了一天就大功告成,而且获得了比以往任何前辈都优秀的成绩,惊艳了众人。

后来毕加索追述往事时说自己童年时,就像拉斐尔一样画画,这也绝非夸张。

《科学与慈悲》,1897

不过,在巴塞罗那度过的这一时期,也是毕加索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充满多愁善感的时期。

除了在美术学院的学习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中心、深受巴黎19世纪末艺术强烈影响的巴塞罗那的城市艺术氛围,以及与多位友人的交往,对于毕加索而言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这期间,他参加马德里美术展并获奖,在故乡马拉加也拿到了金牌。

年轻时的毕加索

比起这些,他更经常出入效仿巴黎著名的“黑猫酒馆”而建的“四只猫咖啡馆”。在那里,他每晚都与诗人、画家朋友讨论艺术,澎湃着青春的激情。

在这段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中,他终于对当时的艺术中心巴黎的憧憬按捺不住了。

于是,1900年,他踏上了第一次巴黎之旅。

《煎饼磨坊》,1900

但是,由于毕加索的亲密朋友卡萨赫马斯因失恋而企图自杀,第一次的巴黎之旅仅持续了几个月就宣告结束。

次年起,毕加索多次往返于巴黎与巴塞罗那,1904年后,他终于将巴黎作为了艺术活动的大本营。

从首次旅居巴黎起,他的作品逐渐以浓暗的蓝色为主色调,以阴郁的抒情笔触描绘了穷人、老人、乞丐、残障者等社会底层人士,这段时期他的创作被称为“蓝色时期”。

《老吉他手》,1903

毕加索从在巴塞罗那起就对巴黎的蒙马特充满憧憬,无论在主题方面还是在表现方面,在最初阶段他都受到了罗特列克、斯坦朗等人的影响。

早在最初旅居巴黎期间创作的《煎饼磨坊》等作品,就描绘了华丽的夜场,但整个画面充满了阴沉的表情,让人感觉到某种预示着“蓝色时期”来临的悲观。

这种悲观贯穿了二十五岁前的青年毕加索以“蓝色”为基本表现手法的全部作品之中。

《忧郁的女人》,1901

《盲人餐》,1903

《悲剧》,1903

对于支配“蓝色时期”全部作品的阴郁抒情色彩,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毕加索青年时期特有的感情表露。

无论是谁,都曾体会过年轻时对人的活法的深刻烦恼,感性越敏锐的人越是如此。

例如,欣赏“蓝色时期”的代表作《生命》时,即便不能明确解读画面中每个要素的意义,但仍不难推断出当时是什么样的问题占据了毕加索的心灵。

《生命》,1903

不过,“蓝色时期”对于毕加索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正如从《生命》中清楚看到的那样,在“蓝色时期”,毕加索完美地运用了在巴塞罗那时惊艳众人的“像拉斐尔一样”精确的表现技法。

这一时期也是一段实验期,以试验他能否运用此前所学的技术来表现萦绕他自己内心的问题。

《自画像》,1901

在这场实验中,毕加索确实创作了大量杰作,但他绝没有就此满足。

即便是臻于“完美”,他也要摒弃既有的表现手段,探索其他的道路。

毕加索宣称,“对于我来说,绘画就是破坏的集成”,其造型艺术真正的探险之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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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尼翁的少女》

毕加索并不是一下子从“蓝色时期”跳到“立体主义”的。

在这两者之间,即从1905年到1906年,有过一段被称为“玫瑰红时期”的短暂时期。

这一时期在毕加索作品中扮演主角的,仍是在19世纪末的蒙马特曾让画家们着迷的马戏团或巡回剧团。

《手拿烟斗的男孩》,1905

《拿扇子的女人》,1905

就主题而言,这些作品延续了毕加索对波西米亚式生活的关注,但在表现方面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不仅是画面主色调从阴暗的“蓝色”变成了明快的“玫瑰红”,在每个主题的处理方式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造型艺术的关注,这一点与“蓝色时期”有较大不同。

《猴子杂技世家》,1905

例如在《站在球上的杂技演员》中,身体呈柔和曲线的少女与石壁一般棱角分明的大力士之间的对比,以及少女脚下的球与大力士座下名副其实的“立方体”台子之间的对比,形成了绝妙的造型效果,这其中毕加索的目的不言自明。

《站在球上的杂技演员》,1905

在这里,画面中登场的人物不再是让我们感情迁移的抒情对象,而是毕加索随心所欲改变形状的造型素材。

如此说来,这种形态的改变不久后就用到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上也是水到渠成了。

即便如此,将五位裸体“少女”集中到正方形画面的这幅大作是如此的不拘一格,就连当时最为追求崭新表现的前卫画家朋友们都深感震惊。

甚至经画商康维莱尔与正在创作这幅大作的毕加索相识的布拉克,最初也未能理解毕加索的意图。

《阿维尼翁的少女》,1907

当然,在以了解此后历史进程的当今的眼光来看,《阿维尼翁的少女》在表现方面十分协调,从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是古典式的。

至于是什么让毕加索创作出了这样的作品,如果指出当时在卢浮宫公开展出的古代伊比利亚雕刻的影响,以及毕加索自己之后否定的非洲黑人雕刻的启示等原因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应该可以说明。

尽管如此,最好不要忘记这一事实:在1906—1907年这个时期,就连蒙马特的友人们看到这幅作品,也不禁担心毕加索是不是疯了——《阿维尼翁的少女》就是这样破天荒的试验。

在这幅画中,传统的绘画概念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最初,这幅作品是以在巴塞罗那平民区,以水手与工人为服务对象的妓女们出没的阿维尼翁街的“少女”为主题的。

按照毕加索最初的设想,这是一幅故事性较强的作品——画面中,少女们本来是围在拿着花束与水果的一名水手周围。

然而,随着毕加索对这一设想的追求,水手的身影消失了,房间中的空间表现也不见了,五个既无厚度也不圆润的怪异肉体组合构成了整个画面。

站立在中央的两个少女无论是脸还是身体都朝向正面,但鼻子却是按侧面的样子画成;左边朝向侧面的少女则是在侧脸上画上了朝向正面的眼睛,从而呈现出多个视角的结合。

这既是为了适应失去三维纵深感的平面化的画面,同时也形成了后来立体主义的基本原理。

此外,右边两个少女的大胆变形与扭曲的姿势,让人联想到黑人雕刻,从而更偏离了现实世界,让人不寒而栗。

从这幅画中可以看到,毕加索后来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所展开的狂放幻想的最初雏形。

此外,就整体构图而言,不是先有空间再在空间里配置人物,而是因每个人物的存在,才勉强暗示了空间。从这一点来说,画面极具抽象性。

也就是说,这幅画以各种形式预告了20世纪绘画在此后应该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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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主义及其以后的发展

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前,毕加索围绕多个主题、以各种形式探索了造型艺术的可能性。

在以同一人物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中,他将人的身体处理成像粗加工的木人偶一样的单纯形态组合,无视模特的个性特征与心理状态,仅追求形态的变化。

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后,毕加索对对象的捕捉变得更大胆,所有形态都被还原为几何形状,如同复杂多面体的集合一样的人出现在画面中。

《弹曼陀林的女孩》,1910

与此同时,在《阿维尼翁的少女》中就已明显可见的画面平面化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突出;多面体的各面在画面上呈现平行方向,终于使得各个面碎裂独立开来,在画布上自由游动。

这种手法不仅用于人的身体,烟斗、玻璃杯、水果等景物,或者以少量树木或建筑为主题的风景也经过同样的过程,逐渐被吸收到画面中。

立体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对象的解体与重构,完全支配了画面。

《小提琴和葡萄》,1912

当然,这场给予之后绘画的发展方向决定性影响的立体主义“革命”也并不是完全由毕加索一个人进行的,这其中有毕加索自称“就像自己老婆一样”的友人布拉克与他并肩作战。

特别是在画面重构这一最能体现立体主义理性一面的过程中,可能布拉克还要领先于毕加索。

乔治·布拉克《拉罗舍居伊翁的城堡》,1909

本来毕加索就像他自认的那样,是以“破坏”进行创造的艺术家。对他而言,已经完成的东西——甚至包括他自己创造的东西,就是为了被破坏而存在的。

他漫长的一生,就是连续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结果就是他的画风总在剧烈变化。

虽然他一步一步地踏入立体主义的领域,去摸索形态所具有的无限可能,但即便立体主义也不例外。

分析式的立体主义达到顶点、对象遭到彻底的解体后,立体主义反而向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

《玻璃、吉他和瓶子》,1913

《玩牌者》1913

一旦到了这一步,毕加索就迅速离立体主义而去,转向完全相反的新古典主义,展现了其华丽的变身。

这其中的直接诱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诗人让·科克托共赴意大利旅行,接触了众多古代以来的艺术作品。

不过,站在现今的角度回顾的话,既然立体主义将对象在画面上破坏得四分五裂、几乎接近于抽象绘画,那么在立体主义时期之后,将成形的人像恢复在画布之上的新古典主义时代的尝试则是必然。

《母子》,1921

《春季里的三个女人》,1921

确实,毕加索在意大利接触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品并深受触动,也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及安格尔的作品中受到了影响。

就形式上的影响而言,不仅限于这个时代,可以说在任何时代,像毕加索这样受到他人作品影响的画家少之又少。

但是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影响,多半都是他主动选择接受的。

《石膏头像工作室》,1925

特别是对于像毕加索这样视觉记忆力惊人的画家而言,接受影响几乎就等同于从丰富的记忆库中取出自己所需的东西。

对于将形态彻底解体的毕加索而言,所需的反而是稳定而不朽的形态。

新古典主义时期对毕加索来说不仅是回归古典,更是回归不朽的世界。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毕加索创作的典型立体主义美学作品——《三个乐师》,就是这样的表现风格。

《三个乐师》,1921

继这种沉稳的古典主义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毕加索再次开始热衷于形态自由奔放的变形。

此时,他受到同一时期超现实主义妖冶华丽风格的刺激,大胆地驱使着与生俱来充满幻想的想象力,不留遗憾地发挥了作为形态魔术师的天赋。

他笔下奇形怪状、令人悚然、有时甚至带些幽默感的怪物们,或许可以说是来自美术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梦幻世界。

《镜子前的女孩》,1932

《室内绘画的女孩》,1935

《梦》,1932

当然,有时这个梦幻世界也会有噩梦。

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再次陷入政治紧张的局面,毕加索的画面中也开始频繁出现死亡、暴力等主题。

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正是193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

通过近乎黑白色的压抑色调、夸张激越的形象,这幅大作将格尔尼卡小镇遭受纳粹空军无差别轰炸暴行的悲剧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以其强烈的表现力与令人心生恐惧的感染力,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杰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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