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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文化批判「对围城多层意蕴的理解」

时间：2023-03-26 09:07:24 来源：搜狐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也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我认为,主要人物方鸿渐漂泊不定、浪迹无垠的典型性格以及作品的整体与局部的艺术统一是构成《围城》深层文化意蕴的主要成分。(围城》,以其独特的现实主义态度,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讽刺小说的艺术传统,融西方小说中象征、意象、荒诞、讽谕等表现手法为一体,从而形成了钱钟书先生所特有的艺术风格。

作者以“忧世伤生”的目光,椰渝、讥讽、冷漠、游戏的幽默笔调,严峻地透视了中国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的一群彷徨不知所归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遇,剖析了这类人物的个性、道德和思想,揭示了他们精神上所处的多重困境,描绘了一幅“现代儒林”的艺术画卷,反映了旧中国社会的腐朽面目,说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时代中去,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方会有前途。

《围城》作为一个象征整体,它的主体意象是由作者“忧世伤生”的情调所确定,并和方鸿渐的人生旅途密切联系的。作者在文中借人物之口谈到罗素引用过的“结婚仿佛是金漆的笼子,笼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这句英国古语,又援用了法国人关于结婚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说法,表面上看来好像写的是一幕婚姻悲剧,实质上却是以留学生方鸿渐回国后从寻找职业、恋爱,至失业、婚变的一段经历为线索,描绘方鸿渐身陷爱情、事业、家庭“围城”,直至濒临绝境的遭际,并横穿以多种层次的知识分子形象,从而描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其所蕴含的文化感和时代感是极富有力度的。

如果说鲁讯先生笔下的人物阿Q,寄托着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从方鸿渐身上,我们看到了《围城》深层的文化意蕴—“伤感其屡陷围城,讽刺其彷徨而不知所归”。那么,方鸿渐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这一形象意义何在?迄今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以为,方鸿渐是一个屡困“围城”,怯懦彷徨而不知所归,缺乏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

可以说,他是一个处于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带有浓厚“过渡”色彩的知识分子典型。方鸿渐出自绅士世家,在北平读了大学,又出洋四年,留学英、法、德。在归国途中,他也曾和中国留学生们“淡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即就回去为它服务”,可是,他回到封建家庭和资产阶级社会后,就也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忙碌了。

方鸿渐,学的是中国文学,可他偏要留学他国“深造”。此举看似荒诞,但在殖民化的旧中国却也不失为“摩登”之举,“因为一切其他科目象数学、物理、化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

他出洋四年,换了三国大学(伦敦、巴黎、柏林)然而却一无所成。在其父亲和岳父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买了一张假博士文凭聊以搪塞。谁料想到其岳父却将这张“文凭”大肆吹捧,并将所谓的“博士照”作了“广告”。此则足以看到旧中国崇尚虚荣,媚洋崇外的社会性。方鸿渐,是一个缺乏现代意识的“落伍者”,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追求纯真朴实的爱,厌恶市侩的爱情生活,但又因循苟且,胆小怯弱,在追求中举棋不定,终于成为爱情生活的不幸者。

在别人的窥探和刺激下,方鸿渐又负气与孙柔嘉结合,婚后由于孙柔嘉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又兼“寄人篱下”,加之婚后“孤岛”上海时局的动荡,又由于他们都过于自尊自怜、敏感多疑、胸襟狭小,特别的是由于他们双方在社会生活中都无独立的地位,再加上自身性格上的诸般矛盾,致使方鸿渐被“逼”入了家庭困境的“围城”。因而,当方鸿渐出于爱国,愤辞即将被日伪收买的报馆职务后,夫妻关系便完全破裂。

在尾声中,方鸿渐“身心迟顿得发不出急,生不出气”,又“软弱得要傻哭个不歇”,竟自昏昏入睡。这时,唯有家中“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可见,方鸿渐的人生轨迹是出入“围城”之间的悲喜剧式的“循环”,他的悲剧,虽由他本身的思想性格所造成,但根源却在那腐朽黑暗的社会。当然,方鸿渐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也和当时抗战时代的主潮关联不大,他只是一个消极的带有“过渡性”的无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中国革命即将获得胜利的前夜,塑造了这样一个几经人生“围城”而仿徨不知所归的知识分子形象,显然是有其深刻寓意的。我以为,《围城》寄寓了钱钟书先生深刻的艺术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