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的悲剧精神」

时间：2022-12-30 15:41:20 来源：艾克的海角

大家好，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的悲剧精神」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尼采的悲观主义曾受到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启发，但又在如何认识悲观主义这个命题上与其背道而驰。他以希腊宗教神话历史为依据，向我们阐述了肯定生命的伟大悲剧艺术，又在对苏格拉底乐观主义的批评中，尝试解读科学精神不仅催生出物欲横流的社会，同时也造成了人的灵魂空虚、无家可归，以此强调酒神精神对于现代人重新评估生命价值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叔本华；悲剧艺术；苏格拉底；生命价值

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不仅仅是研究古典语文学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希腊艺术的美学讨论，展开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在悲怆且无序的人生中，依靠日神艺术的表达完成个体化，又在对世界的恐惧和怀疑中，个体化破碎，主体隐失于酒神艺术。冷静理智的阿波罗和放纵醉狂的狄俄尼索斯各自发展而又相互结合，使得悲剧精神产生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净化力量，在美化世界、美化人生的过程中重新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对叔本华哲学思考的继承与否定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沿用了叔本华关于“梦”的描述。

在理解“梦”之前，我们不得不先去了解叔本华关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的划分。“‘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过只有人能够将它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并且，要是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在他那儿就出现了哲学的思考。于是，他就会清楚而确切地明白，他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而永远只是眼睛，是眼睛看见太阳；永远只是手，是手感触着地球；就会明白围绕着他的这世界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着的，也就是说这世界的存在完全只是就它对一个其他事物的，一个进行“表象者”的关系来说的。”[1] 叔本华以一个“表象者”的观察视角透析这个世界的二重区分，认为世界是意志的表象，意志是世界的内在涵蕴和本质。在人作为主体的前提下，眼睛看见太阳，手触感着地球等通过人的感知器官所经验到的具体事物以及异时异地个体的不同状态都受到先验地存在于意识之中的因果律的支配。于是，叔本华走进悲剧时代的洪流，试图以人的意志对抗理性，探索人类心性中所潜藏的主动性的创造动源，在这个过程中，意志通过自身的反思不断实现着自己，唯有反思着的人才与意志同一。

悲剧哲学家所凝视的思想根基来源于叔本华关于意志的地位的思考。意志具有决定性，任何表象都只是意志的客体化。在这个意志客体化为可直观的表象世界中，以人为载体的意志是最高级的呈现形式，叔本华以人的意志为依托，尝试考量天地之间万物的缘起和消逝。“意志自身在本质上是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的，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每一个目标，在达成以后，又是一个新的追求过程的开始，如此辗转以至于无求”。[2] 在这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基于人的意念之上的欲求经久不息，表象世界的生灭流变本身就是欲求的无穷更变和不断满足的过程。

叔本华以意志作为根基，把世界划分之后人所看到的空幻之境称为摩耶，也就是本体意志之外的表象世界，亦为梦。它是意志的客观化，是在因果律、根据律、个体化原理等多种约束力量之内构成的有序或无序排列的组合。人生如梦，“梦”证明着我们最内在的存在，人类共同的基础，是怀着实在的必然去感受意志冲撞出的暂时幻想。“正像在巨浪澎湃的海上，一个人坐在一条受着海浪袭击的小船上而信赖这不坚固的小船一样，个人借着个体化原理的支持，并依赖它而静静地置身于这个世界的剧烈痛苦之中。”[3] 尼采说，“对这个原理不可动摇的信心，在阿波罗身上得到了最伟大的表现，而阿波罗本身可以视为个体化原理的奇妙神圣的形象，他的模样和姿态展示出‘幻象’的充分快乐、智慧和美。”[4] 在时空范围之中，人生不过是意志的表象，人生之下只有生命和意志永存，而个人作为幻象则处在永恒的冲突和变换之中。幻想作为人内心最朴素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小心谨慎的限制，是一种摆脱过度欲望的自由，是尼采口中造型之神的平静智慧。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改造了叔本华关于“醒”的认识。

个人仅作为一种现象而暂时存在，而注定面对的是死亡的结局。因此，个体为了摆脱这种痛苦，试图从充满禁欲和限制的表象世界中抽离出来，这就是醒。

在理解叔本华所言的“醒”之前，先来看一个古老的故事，米达斯王在森林中长久地追逐着智慧的森林之神西勒诺斯，当西勒诺斯落入米达斯王手中时这位国王问他，人类最大的善是什么，这个半人半神发出一声尖脆的笑声，说：“啊!可怜的朝生暮死的人类，命运的不幸产儿，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那些你们最好不要听的话呢？对你们来说，最好的事情是永远达不到的：根本不要出生，不要存在，要归于无物；而次好的事则是早点去死。”。对于这一现象，叔本华作了解释，“所有的悲剧能够那样奇特的引人振奋，是因为逐渐认识到人世、生命都不能彻底满足我们，因而值不得我们苦苦依恋……于是在悲剧中我们看到，在漫长的冲突和苦难之后，最高尚的人都最终放弃自己一向急切追求的目标，永远弃绝人生的一切享受或者自在而欣然地放弃生命本身。”[5] 因此在叔本华看来，人类彻底摆脱痛苦的方式就是否定生存意志，消除一切欲求，从悲观走向虚无。

尼采抛弃了叔本华对意志的否定转而肯定并且张扬起了生命意志，对“醒”的认识进行了改造。尼采认为，人的众多欲求构成生存之意义，而欲求不被满足所带来的痛苦并不是一种消极因素，相反，它对人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为战胜阻碍而做出种种努力，在肯定并超越痛苦中将其转化为快乐的动源。因而，他把世界看成力量和决心的结合，从积极寻求生命意义的高度帮助意志完成了对自身的肯定，这种意志便是“强力意志”。

二、狄俄尼索斯—阿波罗精神的对立与融合

太阳神阿波罗是一个“光辉的神”，是光之神，他支配我们内在幻想世界的美丽幻象，是一种无所不能的造型力量。尼采倾向于这样一种假设：“永远在痛苦和矛盾的‘原始太一’这种‘存在基础’上，建立时时都需要的、恍惚迷离的幻影和快乐的幻象，以此达到自我拯救。”[6] 尼采认为，“我们自己就是这种幻象的要素，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看作‘真正的非存在者’，我们必须把自己看作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中永恒的展开过程，看作‘经验的实在’。”[7] 换言之，个体在“存在的现实”即现象世界中感受着永恒的原始痛苦，但又在“梦的现实”即幻象中得到满足。

酒神狄俄尼索斯意寓着生理上的狂喜状态，也是悲剧的雏形。在尼采看来，这是一股毁灭的力量，也是一股创造的力量。“当一个人突然开始怀疑经验的各种认知方式，或者说因果律似乎不再发生作用时”[8]，人类内心深处便会产生巨大的恐惧感。狄俄尼索斯的到来是打破周身限制以及消除恐惧的狂喜力量，在与“永恒的原始痛苦”融合的过程中，个人完全忘记自己，但在更高的境界上合为一体。摩耶的面纱被撕开了，“狄俄尼索斯的战车装饰着鲜艳的花朵和花环”[9]，载歌载舞的人们以昂扬振奋和欣喜若狂的态度创造着整个酒神艺术世界。

尼采认为，阿波罗是整个奥林匹斯世界的创始者，荷马则是阿波罗幻想完全胜利的标志。“希腊人深深地了解人生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面对这种恐怖，他们不得不把奥林匹斯诸神的明显幻象摆在面前，借着人造的奥林匹斯世界对此加以抑制，至少加以掩盖了。”[10] 于是，希腊人以日神的姿态将痛苦从生活中移走了，“正如玫瑰花从荆棘丛中萌发一样”[11]。荷马时代，如落叶一样的世世代代短命的人类同样面临着人生的苦难和重负，但荷马通过史诗中的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英雄形象掩盖了现实世界的残酷，淡化了人们对痛苦的敏锐感受力，从而证明了人生值得一过。音乐则是酒神艺术最深刻的表现形式。狄俄尼索斯崇拜者在动人心弦的音调力量中，忘记了阿波罗的法则，运用被激发出来的象征能力，回到自然原始合一的欲望。是的，“唯有音乐才让我们了解个体消灭时所感到的快乐。每一个这种个体的消灭将为我们解释狄俄尼索斯艺术的永久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了个体化背后的万能意志，表现了虽具有破坏性但不断超越一切现象的永恒生命”[12]。

作为两种对立的艺术冲动，抒情诗是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两种意趣结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抒情诗人是音乐家和诗人之间自然的结合，他将整个人与“原始太一”及其痛苦和矛盾合为一体，并在音乐中表现这种没有形象或表象的原始痛苦。由于在“原始的痛苦和矛盾方面，音乐象征一个既早于现象也超越现象的世界”[13]，所以语言作为现象的工具和符号同时是日神艺术的形象和概念就成为对这太一世界的纯粹模仿。

在《酒神女信徒》中有这样的描写，“他在正午阳光下睡在高山草地上一样，后来阿波罗接近了他并且用桂树叶来轻触他。现在，这沉睡者的销魂睡姿，通过狄俄尼索斯音乐开始喷出想象的火花，诗的火花，这些火花发展到最后，就拥有悲剧中狂热合歌唱的名称”[14]。醉后的狂欢者亦是抒情诗人，将客观化后的自己与世界的根源融为一体，体会着全世界共同的痛，进而“摆脱了个人意志的束缚，变成一个使真正主体庆幸其在幻想中获得补偿的媒介”[15]，在这种情形下，“他同时是主体和对象，既是诗人和演员，又是观众”[16]。于是，我们看到，酒神艺术虽然是主观的，但在它用狂欢的声音热烈表达真理时，需要抛弃主观性以完成主客体的交融，这就必须诉诸于日神艺术。因此，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为根基的两种对立艺术在长期调和中神秘结合在了一起，最后产生了一个既包括阿波罗因素又包括狄俄尼索斯因素的悲剧艺术。

三、对苏格拉底精神的批判

尼采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苏格拉底问题”的思考，在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中展开了对苏格拉底精神的初次批判。

苏格拉底走遍整个雅典，发现流行的艺术中除了悟性缺乏，虚构事实的延续，其他一无所有，诗人们的创作只凭纯粹的本能来维持，缺乏真实确切的知识作为依据，在他眼里，整个旧世界里充斥着一种有因无果和有果无因的非理性东西。因此，苏格拉底认为，作为一个与传统形式决裂的高高在上的先驱者，他需要重建一个新世界——以理性和知识为基础的全新文化、艺术和伦理观念。

苏格拉底坚信悲剧艺术在“说明真理”方面从来都是失败的，“他和柏拉图一样，把悲剧艺术当作代表悦人性质的艺术，而不是有用的诱导艺术”[17]，试观苏格拉底的乐观主义，乃是“德行就是知识！所有罪恶都源于无知！唯有有德者才快乐！”[18]。尼采认为，一旦这种辩证性的乐观因素深入到狄俄尼索斯领域内并过分蔓延，那么狄俄尼索斯领域将不复存在，那么悲剧艺术所表现的世界的幽冥昏暗，生命本身战胜痛苦的力量都会被看作是一种对理性主义的威胁，其本身是缺乏德性教导的表现，在这一层面上，尼采把苏格拉底比作一个道德的教导者，并认为用道德评价生命是瓦解人自身能力的毒药。在苏格拉底式乐观主义的舞台上，悲剧音乐同样受到反狄俄尼索斯力量的排挤，“乐观的理论挥舞着推论法的鞭子而将音乐驱出悲剧之外，它完全破坏了悲剧的意义，悲剧的意义只能解释为狄俄尼索斯情态的具体表现，这是使音乐变成可见的形象，一个狂喜的梦幻世界” [19]。很明显，尼采批判苏格拉底的思想直接导致音乐中酒神精神基础的丧失，相应的日神精神的地位也无法得到保障，音乐消失了，那么悲剧也必定随着音乐精神的消失而走向死亡。此外，在对文体形式方面，苏格拉底门徒柏拉图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即小说，小说可以看作苏格拉底所欣赏的伊索寓言的再现。在这种艺术形式下，诗歌沦为从属地位，正如许多世纪以来辩证哲学对于神学所处的地位一样，同时，“哲学观念开始围绕在艺术周围，使后者密切地依附辩证的主干”[20]。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以及追随者所秉承的这种科学精神破坏了悲剧神话，剥夺了悲剧神话在塑造伟大文化和激励他人生存中的巨大力量，于是，以知识为根基的科学掩盖了人自身和世界的真实性，结果导致人类生命意志的日渐衰弱，同时造成悲剧文化即诗歌从它生长的土地上拔出而使其无家可归。

苏格拉底坚定地将酒神精神赶出悲剧文化，那么悲剧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仅仅建立在节制和约束之上的理性之光。因而，悲剧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本能冲动也就更多地受到了哲学的根本改造，理性的教育淹没了艺术的审美视角，成为一代又一代探索者在无法满足的知识深渊中不断追求的刺激之源。对这样一些人来说，“苏格拉底似乎是一种全新的‘希腊的光辉’和‘肯定’的教导者。这种对存在积极态度，必须在大部分教导活动中表现出来。对高贵的青年们发生作用，最后产生天才”[21]。但是，尼采对这样一种苏格拉底式教育存在质疑，他认为“科学受其有力的观念所刺激，不可避免地会接近那些外部界限，而在此外部界限之中，隐含于逻辑中的乐观主义一定瓦解”[22]。任何一个高贵而有智慧的人在认知能力无法到达的边界点，他会发现逻辑是如何的站不住脚，以至于对知识的永无休止的追求突变为产生悲剧的感觉以及对艺术的需要。因此，苏格拉底式教育缺乏对人生痛苦的理解，这种痛苦更无法被知识彻底地消化掉，它只能在艺术的花海中才能被真正地暂时释放。故而尼采坚信，“唯有用审美的名词，才能证明生活的意义”[23]。

四、悲剧对现代人生的意义

透过尼采哲学，我们发现他提倡一种真正的具有酒神精神的生存方式。酒神“并不满足于在更高的超个人的快乐中‘解除’痛苦，相反他肯定痛苦，并将其化为快乐”[24]。的确，痛苦永恒存在于人生之中，无聊感、颓废堕落、求之不得的绝望、命运的捉弄以及对死亡额恐惧等无时无刻不包围着个体的人，使之无处可逃。但是尼采告诉我们，痛苦并不是自我放弃生命的理由，相反，它是我们朝着更高目标不断前进的驱动力。因此，我们经历痛苦，并在超越痛苦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以此作为自身力量的证明。如果说悲剧影响着人生方向，那么，就应该是对人生中的诸多痛苦产生着作用。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悲剧对于现代人生的意义了。

首先，悲剧使人了解痛苦，接受痛苦并有勇气直面痛苦。依尼采看来，悲剧是太阳神和酒神的完美结合，美好、愉悦、痛苦和焦虑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网笼罩着人生。悲剧艺术在舞台上尽力模仿着人生的缘起流变：从天堂的悠然自得到地狱的种种痛苦，使观众深切感受到人生不仅仅充满着阳光，更多的是无法预测的灾难。因此，人们通过悲剧平复心态，做好随时迎接未知灾难的准备。反观苏格拉底的乐观主义，我们可以想象苏格拉底式的人们在盲目乐观中是如何对突遭的苦难无能为力而失去生活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确使人明白生存的真相，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能够自信地面对不知何时会爆发的灾难并有勇气战胜它。

其次，悲剧展现了一种积极的生存状态。人欲求生存的强大力量，使他不畏惧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威胁，这些威胁恰恰促使他为了欲望的满足而付诸积极的行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使得个体的人不仅仅满足于现状。在享受片刻的安逸之后，欲望再次涌入他的身体，并用积极的行动创造着新的世界，这种不断更新的欲求的本能将创造着的世界带入生命之中，丝毫不担心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因为对他们来说，痛苦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积极行动的刺激因素，而且唯有经历痛苦才能完美地构成快乐。于是，他们就是这样走在寻求挑战，克服挑战和寻求新的挑战的道路上，并且以最终死亡作为幸福的终结。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有我们称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有一天必将出现在公正无私的裁判者狄俄尼索斯面前”[25]，连同现代人所谓的道德精神和追求也是等待审判的。观之如今的21世纪，悲剧精神已荡然无存，究其历史原因，必要追溯到苏格拉底文化的兴起，从那时开始，科学乐观主义逐渐取代酒神精神，成为主流的人生哲学。而这种科学乐观主义引导人类文明走上了纯粹知性主义的道路，它用一切世俗的调和精神取代了形而上的慰藉，它教导我们知识能改变世界，科学能指导人生，在这种理性至上、知识万能的文化背景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造就了如今发达的机械文明，生活在这种文明之下的现代人却产生了趋乐避苦的本性和以利益的多少为衡量标准的功利主义生活态度，人们不再期待生命中超越痛苦的快乐，而是在追求平庸的尘世幸福的道路上渐行渐远。长此以往，社会充斥着膨胀的欲望和彻底的腐败而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只讲求现实近利和贪图享乐而忘记了生命原本的色彩，最终，正如尼采所担心的，整个民族颓废没落，以至整个世界都将会失去生机。

我认为，我们在保持科学精神的同时，更需要重新激发一种悲剧感。一个真正悲剧的人，才能在遭受痛苦时而不退缩，穷尽一切可能性哪怕最后面对毁灭，也是满意的。21世纪的社会正需要这种面对忧患而创造人生的精神，其根本要义在于肯定生命的价值，重树生的勇气，彰显生的意义。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先哲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空乏其身”。我想这句话的完美诠释正是尼采常说的积极进取的生命态度。所以，如果从他表达悲剧精神的观点来看，这确是治疗当下这种“时代病”的一剂良药。

尼采以叔本华纯粹悲观主义为基石，去探求区别于虚无主义的生命原始张力，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崇尚理性和知识的精神虽然造就了发达的机械文明，但是却导致人无法认识自己，即无法认识生命的厚重，因此他站在苏格拉底的对立面，将人生比作五彩斑斓的气球，经由强力意志填充的气球在最终爆裂后，散发出生灵本身所具有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尼采坚信，这样的一种悲剧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被需要的，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生命底蕴。

参考文献：

[1] 叔本华著, 石冲白译.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P25

[2] 叔本华著, 石冲白译.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P427

[3] 叔本华著, 石冲白译.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4] 尼采著, 刘崎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P32

[5] 叔本华著, 石冲白译.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6] 尼采著, 刘崎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P45

[7] 尼采著, 刘崎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P45

[8] 尼采著, 刘崎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P32

[9] 尼采著, 刘崎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P33

[10] 尼采著, 刘崎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P41-P42

[11] 尼采著, 刘崎译. 悲剧的诞生[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