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智商的是哪个人「智商高到可怕的人」

大家好，说这智商的是哪个人「智商高到可怕的人」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周末猪八戒到简老师家吃晚饭，饭后简老师和猪八戒聊天，忽然间简老师的小儿子拿着一本脑筋急转弯过来要和猪八戒一起看，说道做题能锻炼智商。猪八戒看了看，乐呵呵地说，我可是个猪脑袋，不懂你们所说的智商是什么。小朋友让妈妈告诉八戒智商是什么。简老师说道。

简：智商即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IQ），是个人智力测验成绩和同年龄被试成绩相比的指数，用于衡量个人智力高低。

猪：关于智商还有什么问题吗？

简：其实我对智商没有什么研究，我以为就是做一些测试题之类的，然后根据结果给自己打分，我之所以相信“智商”，说到底，其实是从众心理作祟。

猪：其实，智商是否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尚还没有定论，即使智商存在，其影响有限，就像围棋首颗棋子的作用，也许重要，但对于棋局最终结果，谁都没有资格更没有理由，仅凭首颗棋子，就能预判全局输赢。

简：猪，那正好，你给我们一家聊聊智商。

猪：好的。其实，普罗大众：“大部分不懂智商，却对智商深信不疑”！我念一段对智商的定义供参考：智商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脑力，包括提出问题、做出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问题、快速学习以及根据经验学习的能力。不仅仅是指书本学习能力，或者一项学术技能、考试技巧。它深刻影响着我们对周围环境以及发生事件的处理和应变能力。[1]现在认可度较高的关于智商的描述来自心理学大牛雷蒙德·伯纳德·卡特尔（Raymond Bernard Cattell）[2]。 如果根据科学论文引用数排名，他的论文引用数，在全世界排名第7。就是他把智商分为两个部分：流体智力，（简称FI， Fluid Intelligence） 和晶体智力，（简称CI， Crystal Intelligence）。 简单地说，所谓的流体智力，指的是以生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比如知觉、记忆、推理能力，即天性；而晶体智力则是通过学习等后天获取的能力。流体智力大概在25到30岁达到峰值，而晶体智力则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3]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

学界对智商所持态度也有新的变化，随着心理学、分子生物学和关联学科的发展，“脑神经科学家、分子生物学科学家、表观遗传学家、发展心理学家”等领域的科学家，这类对智商有话语权的研究者，他们越来越多地对「智商」持否定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并未引起主流媒介的兴趣，并没有形成质疑智商的浪潮。[4]

简：洗耳恭听，猪，请继续。

猪：下面我就扒一扒智商的八卦。首先，智商的祖先是神仙。在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视角上看，尽管人有高矮肥瘦的差异，人类普通个体本身差异实际依然很小，生存和繁衍的本能是一样的。当人类个体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体时，自发形成公平性的基础需求，因为每个成员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都是正当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公平需要是本能自发的。但是，人类社会又偏偏、不得不发展出阶级社会，不公平反而成为常态。这就需要在群体内找到一个“看似合乎情理，彼此都能勉强接受的理由”，以维持常态化不公平。由于过去人类群体的生产力十分低下，在能够现场验证的现实世界里面，没有人能够找到可以支持不公平主张的“权杖”。纵观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各个时期，统治阶级都要求知识分子，就“人生而不平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编个故事，让统治者心安理得地、世世代代地去奴役和剥削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也最好安于其阶层，世世代代被剥削，且不思反抗。正如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中的观点——统治人类全靠想象（虚构）。[5]智商其实史前已经有了，其发展过程大致是：神、半神半人、天选之子、高等人、低等人。神是靠想象的，无法实证。权贵阶级就开始了数千年的“前智商”持续操弄。古印度，一个人刚出生，则根据血统归属至祭司（婆罗门）、武士（刹帝利）、商人（吠舍）、农民（因陀罗）四大阶级之一，彼此不可通婚以免污染贵族血统，这样阶层就彻底固化。早在1947年，印度刚独立时，官方就废除了种姓制度，70多年过去了，种姓制度其实在印度没有实质消除，仍然深刻困绕着这个国家。低种姓的大部分人处于躺平状态，下辈子转世做高种姓的人。古代中国，每个朝代帝王，必然为自己编造一个“天显祥瑞的出生记录”，为其是“真命天子”佐证。古希腊，柏拉图（Plato）在其著作《理想国》中便提到上帝将人分为金人、银人、铜人、愚蠢的女人及低贱的奴隶，因为人的等级不同，所以待遇自然不同。 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思想和教育的扩大化，过去“纯粹虚构的故事”已经说不下去了，既得利益团体就开始利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从新构思和创作，开始编写“智商”新的续集。

简：猪，你又用这么宏远的视角讲故事，请继续。

猪：首先用进化论为智商蒙皮。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6]，论证了生物的演化及其机制，在生物科学上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推翻了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物种特创论，物种不变论、目的论和激变论等。达尔文的进化论横空出世，直接冲击以神权为基础阶级分割，直接冲击垄断资本特权的存在合理性；但是垄断资本豢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在这些专家学者的谋划下，一个迎合科技时代的诡辩方案产生了，就是利用垄断资本现存的优势地位和掌握的媒介和舆论资源，“技术性地科学地”解释和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

简：猪，您反复提到垄断资本，说着拗口费力，要么我把垄断资本的称谓改为猪九戒，名字和您猪八戒差一个字，意思是垄断资本多了一戒，第九戒就是把你的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不非梵行、不非时食、不坐高广大床、不化妆歌舞的八戒全部戒除，九戒实则啥也不戒。

猪：好呀。那就叫猪九戒。现在，如果问十个人关于进化论的认知，估计九个都会说“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或“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但达尔文本人真的是这么说吗？达尔文的演化学说中，所用的更多是演化（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而非进化（evolution），他曾在《物种起源》第7章中说：“（天择）的最后结果，包括了生物体的进步（advance）及退步（retrogression）两种现象”，适者从来不意味着强者[7]。（研究发现，考拉的祖先脑容量比现代的考拉大许多，由于考拉在生存演化中，逐步适应了桉树叶，以桉树叶为主食，由于几乎只有考拉能处理桉树叶的毒素，因此，考拉的食物量多充足，缺少竞争，因此，考拉要做的是主要是呆在树上吃，生活相对安逸，因此很少要应对复杂的环境特变，因此，考拉用脑的机会就比较小，因此大脑显得过于富余，大自然从来不主张浪费的，所以考拉的生存演化中，出现明显的脑萎缩的现象。更小的大脑意味着更小的消耗，满足求存即可。更极端的例子是海鞘，海鞘在其生命的初期，海鞘长有一个神经系统，姑且说是简单的大脑。海鞘会利用这个神经系统四处挪移，找到合适定居的岩石，并附着在上面，不再移动，就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此时，对于海鞘来说，移动的功能显然是完成了使命，支持移动功能的一切物质消耗都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再供养着。所以海鞘定居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大脑吃掉，为身体提供能量。）19世纪80年代，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8]，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开创了优生学[9]，正式从基因遗传的角度研究个体的智力差异。这个富得流油的“科学家”的研究指向是：高智力是权贵阶层的“先天特质”，如果你是农民，过着苦日子，那是因为你先天就只有农民的智力，那么别想其他的，种好你的南瓜马铃薯就是了。更进一步，他提到整个人类社会，必须优先确保“孕育足够的优秀族群以防止社会衰退”。好一个恶意满满的家伙。结合西方媒介长期宣导和传播，公众对进化论的普遍认知就是“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在进化论和优生学的框架上强行解释猪九戒存在的合理性，其隐喻是：猪九戒之所以占有更多的资源，他们之所以在社会经营中胜出，是基于优秀基因，是天择的结果；如果你生活在社会底层，根本原因是你的基因劣质，你就是这样子的，也是天择的结果。换言之，当前的社会阶级构成是天择的结果，人自然是斗不过天的，普罗大众们接受现实吧。

简：猪，来杯荔枝红茶。慢慢聊。

猪：谢谢。这就是猪九戒豢养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操弄手法，一句真话搭一句假话，稍有不注意，您就把假话也当真话听，给带到坑里也不自知。当然，现在随着教育的扩大化，民智水平的提升，大多数情况是“九句真话铺垫，搭一句关键假话，而假话往往还不直接说出来，但是给你一条显而易见的“思维线索”，让您自己推导出来那句假话，那您是自己跳坑的，更加深信不疑。[10]

下面就“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与“适者生存”进行论述，请体会个中的差别。人类是生物界自然演化的成果，人类自称是万物之灵，是地球上生物圈中扛把子般的存在。如果“物竞天择”就是生物演化的规律，那么它是一直起作用的，但人类本身却是“物竞天择”最大的反例。

简：这怎么说？

猪：举例来说，人类的视力不如老鹰，速度不如猎豹，耐力不如蚂蚁，爆发力不如跳蚤，耐渴不如骆驼，生命耐受能力，跟水熊虫[11]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防做个思想实验，如果“物竞天择”是真理，生物的演化就应该自然自发不可逆转地把这些“强劲”的能力逐步汇集在一起，人类作为“物竞天择”现存最成功最复杂的作品，现在的人类理应是万千“强劲”汇集一身才对，人类应该是动画片中的超人才对，9.58秒应该是一千米跑的记录才对。

水熊虫（FOXHD）

简：猪你这么说好像有道理，但我觉得人类进化的精髓在于大脑。

猪：说到大脑，那就更奇葩了。大脑居然形成血脑屏障[12]，选择自然界最珍稀的葡萄糖为食材[13]，大脑挑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物竞天择”如果是真理。对于大脑这么重要的器官，应该具有最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应该连核废水都能喝才对呀。可现实是，大脑的确很重要，却又如此脆弱，必须用最硬的骨头保护着，稍有不慎就当机了。而且，如果“物竞天择”是真理，就无法解释人类的直立行走和超大的脑容量这种奇葩组合。由于生理结构的限制，可以理解为所有人类都是先天的早产儿[14]，人类婴儿要经过超级漫长的幼态持续，让大脑发育成熟[15]，需要妈妈形影不离的照顾，才有可能生存。人类幼崽在生物界是异乎寻常的脆弱，您看看牛和马的幼崽，几分钟就可以活蹦乱跳了。既然人类这么牛逼，而人类幼崽这么弱小，好像不合理呀。

简：猪，你这么说好像更有道理了。

猪：如果这还不够，我们不妨考察人类的演化史，一般认为当今人类的演化历程是，直立人到智人再到现代智人，一族现代智人最早是从非洲东部区域往外迁徙，最终演化形成了现在的不同人种[16]。其中提及的迁徙，指一群人中一部分人，由于生存资料的不足，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到附近的资源更为丰富的地方生存繁衍。注意到，新址和旧址的距离不会太远，通常不会大于100公里。因此，现代智人从非洲到欧洲到亚洲到美洲，所花的时间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人类进化的历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对于直立人到现代智人演化过程的人口增长率，有一说法是每千年的增长千分之二十。举例计算更好理解。人口基数设定为一百人，五十个雄性直立人，五十个雌性直立人，经过一千年繁衍，仅能增加两人，即一千年后人口变为一百零二人。可以想象得出，要孕育多少生命，才碰巧有一个婴儿成功完成变异基因与当地物候条件的匹配，能实现基因真实有效传播到下一代，实现种群的增长。根本就靠的是人海战术，这种方式怎么看也没有竞争的意味呀，适者生存是客观和公允的表达，优胜劣汰和物竞天择明显是故意延伸了人们关于优劣识别的默认约定。再举例，假设我和您都没有练习过篮球，我投了一次三分球，不中，然后您投了一个月，投了10000次，您中了一个，然后您就理直气壮地说您的投篮技术比我的优秀，依据是您投中一个三分球。呵呵。“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与“适者生存”的个中的差别，您能发现吧。

简：猪您这么说，我真的要好好再深入了解一下进化论了。

猪：我接着智商的话题。猪九戒利用西方媒介强行用现代科学为“智商”举办成人礼。当今之所以有很多专业人士人认同和传播智商，其实是基于一个影响深远的同卵双胞胎实验[17]。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教授，在1979-2000年间，持续跟踪研究81对同卵双胞胎样本，并得出结论：智商遗传力可界定在0.7左右。换句话说，人类智商基本上70%取决于遗传，后天能改变的有限[18]。这个实验得到西方媒介的大肆传播，跃升为全人类的明星实验，还被收录于畅销书《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19]中。表面上，实验基础客观：同卵双胞胎，是受精卵在第一次卵裂后，每个子细胞各发育成一个胚胎，故它们的性别相同，遗传特性及表型特征也基本相同；表面上，实验流程简单：“隔壁刘奶奶都能懂”。科学家们只需要对比“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双胞胎”以及“在相同家庭长大的双胞胎”即可。如果不同环境长大的双胞胎的智商（比值），与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双胞胎的智商的比值几乎一致，那么就可以断定环境对智商没有多大改变，智力确实是先天的。但魔鬼在细节，同卵双胞胎实验的瑕疵：

1.这些“异地长大”的双胞胎，其实成长环境并非差异很大。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同一个大家族中的不同小家庭领养，比如被兄弟间的家庭领养，住同一个社区，关系亲密，甚至学校中是同桌。2.一些双胞胎在分离前共同相处了将近4年时间，后来彼此频繁联系，在参与实验前就已经熟悉。3.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作为对照组）的控制条件也存在大量问题。比如，异卵双胞胎通常被父母区别对待，父母态度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相信您也会有所了解。因此，兄弟姐妹纵然在一个家庭长大，也不能说是成长于“同样的环境”。4.关键的是实验样本数量太少，用81对双胞胎解析七十亿人，再剔除掉问题数据后，实验结论已经其实已经无关重要了。打个比方，下围棋，黑白各下了两个子，就集合一些围棋教练和围棋专家开学术研讨会，采用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流程和结合统计数据的运用，再配合什么人工智能狗来解说，就能判定全局输赢，尽管说的是头头是道，也不能让人信服。5.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智商测试题目的设计，魔鬼都藏在细节之处，测试题目编写者与被测者的“文化相似度”很大程度的影响了智商测试的结果。

我们现场做两道题体验一下：

第一道：A属于B，那么B属于A么？

这道题你要多少时间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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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苹果是水果，那么水果都是苹果么？

绝大多数人做第二道题的反应都是秒答。而对第一题可能都需要思考一下。但实际上，这两道题的本质是一样。

简：猪，听了你的解说，我对智商的前世今生有了大概的了解。智商其实是一个由西方主流媒介一手包装和传播的概念，科学可能只是做了冤大头。

猪：事实是，随着各类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细胞与分子生命科学、表观遗传学、复杂及动力系统论等各学科的最新进展，给我们宝贵的启示，人类智力是“动态且终生可塑”，基因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毫无意外，这类研究成果同样没有引起西方主流媒介的传播兴趣。现在还是“人人讲智商。”

简：其实，你这么一提醒，我发现确实是，媒介素养确实非常重要。

猪：您以为猪九戒就此放弃抵抗，您就大错特错了。一门好像、可能、几乎是为了佐证智商，更直白地说是好像、可能、几乎为了佐证猪九戒存在合理性的学科正在蓬勃发展。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20]，缩写名为GWAS接过了布沙尔的棒，在各方源源不断的资助下，开展所谓“客观公正的”研究，并取得所谓“科学严谨”的结果，朝着某个既定目标砥砺前行。

简：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我没有接触过，猪，请继续。

猪：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是一种在人类或动植物全基因组中寻找变异序列的方法。 2005年，科学（Science）杂志报道了第一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之后陆续出现了有关冠心病、肥胖、2型糖尿病、甘油三酯、精神分裂症等的研究报道。截至2010年底，单是在人类上就有1212篇GWAS文章被发表，涉及210个性状。GWAS主要基于共变法的思想，该方法是人类进行科学思维和实践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统计学研究也表明，GWAS很长时期内都将处于蓬勃发展期。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主要用于生物学上的分析，如疾病分析，是应用基因组中数以百万计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为分子遗传标记，进行全基因组水平上的对照分析或相关性分析，通过比较发现影响复杂性状的基因变异的一种新策略。说人话，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其实就是：找出基因中哪些序列变异（SNP），与疾病相关！其核心就是关联！即基因（变异）与表型（phenotype，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看得到的现象）之间有没有关系！这些各种各样的看得到的现象具体是什么？这个主要依据您的研究课题了，如果搞疾病研究，例如是关于冠心病，就是会不会得冠心病；搞生物的会对鹿的有斑点和无斑点这一对性状进行研究，诸如此类）。由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利用大样本的优势和天然的说服力，其解释力度空前强大。因此猪九戒就科学地动了歪脑袋。打个比方，农民伯伯告诉猪九戒，淋有机肥的菜比用化肥的菜口感和味道更好，那猪九戒午饭烧菜的时候，从粪坑里淘了两勺有机肥放在汤里，硬说这就是有机菜的味道，还说是从农民伯伯那里学来的，绝对没有骗人。

简：猪，请继续。

猪：看看猪九戒是怎么“烧菜”的。

2013年，社会科学基因组关联联盟（SSGAC）[21]的大型研究小组报告了首个教育成就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分析结果。再说一次项目名称：教育成就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是的，不是研究疾病和生物的，而是研究社会问题的。

研究发现，三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加在一起只能解释2%的教育年限差异。注意是2%！如此低的相关度！就如我跺一次脚与喜马拉雅山发生雪崩之间存在的关系。但是主流媒体的报道几乎选择性失明。

简：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呢？

猪：这可是我的工作呀，不干这个，可能面临无研究可做，可能要加入研究荷斯坦奶牛粪便堆型全基因组关联分析项目，所以您懂的。

简：这么说，我明白了。

猪：2016年，该研究小组再次对包括近30万人的样本进行研究，发现74个SNP可以解释3.2%的变异。

2019年，该协会综合了110万人的数据后，他们发现超过1200个单核苷酸多（SNP），占变异总数的11%至13%。研究结果意味着人类天然存在与受教育程度对应的基因，尽管现在说不清，但是至少证明是“有”。猪九戒科学家”通过教育成就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可以解释一个孩子在受教育时间上的差异，受教育时间上的差异主要原因是学业成绩的差异，而学业成绩的差异主要是智商的差异。绕来绕去又绕回智商是基因决定的。

就研究本身，我们不防提两个问题：

1.研究经费来源那里？哪些基金会资助的，历史上资助个什么项目，是否有项目偏好？

2.是否可以换个社区、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再作同样的研究？

简：猪，按照你的提法，基因本身是与生物遗传性状相关，这是基因组分析的本原，也是大家的共识。社会遗传学显然是想当然地跨过了适用边界，人的社会属性其实在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我长的高矮肥瘦。

猪：是的。这有明显的问题，但是媒体同样选择性报道，学术界也出奇地冷静。

除了教育成就外，社会遗传学研究人员们还考察了其他社会经济特征。

2016年，社会科学基因组关联联盟（SSGAC）发布了一份近30万人的GWAS（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报告，确定了3个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SNP（单核苷酸多态性）。

2017年，一组6200名芬兰囚犯的GWAS发现了与反社会行为微弱相关的基因。虽然这两项研究均未得出多基因评分，但研究人员预计，随着样本量的不断增长，这些特征的多基因评分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促使，遗传学家阿卜杜勒·阿卜杜拉劳伊（Abdel Abdellaoui）[22]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为了寻找答案，他和研究团队深入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的数据集，该数据库保存了近45万人的血液和组织样本以及调查问卷，并将这些信息与入院等医疗数据相互参照与结合。通过参考已有文献，该团队计算了33种与健康和行为特征相关的多基因评分。研究人员随后查看了这些基因型在英国各地的出现频率是否有所不同。在消除了由祖先历史区域差异所引起的遗传变异后，他们仍可以看到某些特征在特定区域内集聚。

对于某些特征——例如咖啡因耐受——没有区域差异。

但是对于其他一些社会学范畴的特征而言，差异是显著的。

例如居住在前煤矿区的人们，平均而言，具有较低的教育成就多基因评分。研究人员们认为，文中发现的地区差异可以归结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向较富裕地区的迁移，这些较富裕的地区为他们提供了工作，而留在矿区的普遍是具有较低教育成就遗传特征的人，他们在学校的学习时间更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社会分层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阿卜杜拉劳伊的观点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代人，那么对于已经存在的这种社会不平等，生物学层面上的差异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 这时我不自觉地想到一句形容社会遗传学科研的经典名言，“你有多大胆，亩有多大产！”我们不防预言：社会遗传学未来可能、好像、似乎会的出一项研究成果——国家之间的发展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主体国民的遗传基因决定的，因为遗传基因决定了智商等一系列生物差异。而且这个研究成果还有一个隐喻：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科学成就都是对全人类开放的，发展不好的国家，可以学西方先进，如果习得先进的文化也改善不了落后局面，那就是人种的问题啦，那就没有办法啦，那就只能维持现状吧，那就维持美国的霸权吧，那就世世代代杨白劳吧。

简：猪，这些研究真的难以说公允呀,让我不经意地想起一段台词，“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极速地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我就喜欢编剧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猪：普通人呀，执着地相信一些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事物——智商。而心理学界有个老笑话，你问十二个心理学家什么是智力，就会得到十二个不同的答案。到21世纪，基因科学继续“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解释进程，而且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遗传学的研究成果会共同指向唯一的终极结果：“人生而不平等”，猪九戒是天然合理的存在，平民阶级明智的选择是断了发展和追求公平的念想，尽早躺平，因为基因决定你是不可能实现阶级跃迁的。“智商天定”的意识形态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加强，其结果是在认知层面成功蒙蔽了大量人类，在这类人年纪很小的时候被框定了个人的发展空间，从小到成年长期处于“低自尊”的状态。现实多么残酷。幸好我们生在中华家，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的理念”，注意自身媒介素养提升，甄别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马甲，取其精华丢弃糟粕。这里是中国，这个地球当下最好的发展平台，幸哉幸哉。

附注

[1]摘录自《自然》杂志的一篇名为《Genetics of intelligence(智力遗传学)》文章。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5201588 《自然杂志》—— 创建于1869年的《自然》杂志（Nature）是国际领先的科学周刊，也是自然科研这一品牌的核心期刊。自然科研旗下汇聚了一系列服务于科研界的优质产品与服务，涵盖生命科学、物理、化学和应用科学，其中包括了期刊、在线数据库和研究者服务等。

[2] 雷蒙德·伯纳德·卡特尔（Raymond Bernard Cattell）1905－1998,英国和美国心理学家，是一个多产的作者，发表了 500 多篇学术论文，55 部专著以及超过 30 以上的规范化测试。他于 1928 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时 23 岁。卡特尔一直把因素分析的统计方法应用于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他的著述多以因素分析为依据，其人格理论是一种因素分析或人格统计方法。他的因素分析研究在其 1966 年出版的《多元实验心理学手册》一书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有关人格的许多论著是从因素分析角度来写作的。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 1949 年首次发表的《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该量表被公认为权威的个性测验方法，被翻译为 40 多种语言。该量表于 1979 年引入国内并由专业机构修订为中文版，在心理测量专业领域被誉为“世界十大心理测评”之一。《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Cattell's 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简称 16PF）主要针对个体的十六种独立个性因素进行评估，该量表共有 187 个自我陈述题目，这些题目采用按序列轮流排的方法，共能测出乐群性（A）、聪慧性（B）、稳定性（C）、持强性（E）、兴奋性（F）、有恒性（G）、敢为性（H）、敏感性（I）、怀疑性（L）、幻想性（M）、世故性（N）、忧虑性（O）、实验性（Q1）、独立性（Q2）、自律性（Q3）和紧张性（Q4）等 16 种因素的特征。

[3] 流体智力的特征是：对不熟悉的事物，能以迅速准确的反应来判断其彼此间的关系。晶体智力是指通过掌握社会文化经验而获得的智力，如词汇概念，言语理解，常识等记忆储存信息为能力，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而流体智力呈缓慢下降的趋势。

[4] 本文提及的主流媒体是仅仅指代西方国家的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特征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以后我们专门做一篇西方媒体史，再详细说明。

[5]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1976年生于以色列，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青年怪才、全球瞩目的新锐历史学家。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作者。《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以演化生物学的角度介绍了人类的历史。赫拉利认为生物学限定了人类活动的极限，而文化则塑造了在极限以内所发生的事情，历史学科则是对文化变迁的记录。《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将从石器时代至今天智人的演化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认知革命（约公元前70000年，智人演化产生了想象力，出现能够描述故事的语言）、农业革命（约公元前12000年，农业开始发展，智人开始驯化动植物）、人类的融合统一（人类政治组织逐渐融合统一为一个“全球帝国”）、科学革命（约公元1500年至今，出现了现代科学）。认知革命：“智人之所以得以统治地球，是因为智人是唯一可以大规模且灵活进行合作的物种。”是赫拉利在认知革命章节中的主要观点。赫拉利认为，史前智人的活动，是包括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属物种以及大量其他的大型动物灭绝的重要原因。而智人之所以可以在大规模范围内进行灵活的合作的原因，是因为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拥有了创造及相信虚构事物和故事的能力，这些虚构事物和故事包括了神、国家、民族、企业、钱、人权等。赫拉利在书中声称，人类所有大规模合作的系统，包括宗教、政治体制、贸易、法律制度等，都由于智人独特的对“虚构事物和故事”的认知能力而产生。同时，赫拉利将金钱视为一种相互信任的系统，并将政治和经济系统视为或多或少与宗教类似的系统。

[6] 《物种起源》全名《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是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系统阐述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生物学著作，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该书中，达尔文根据20多年积累的对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形态学、胚胎学和分类学等许多领域的大量研究资料，以自然选择为中心，从变异性、遗传性、人工选择、生存竞争和适应等方面论证物种起源和生命自然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对人类有杰出的贡献。

[7] 常用汉语中进化和演化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进化带有“进步”的含意，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演化在字面上的意义比较中性，是表达连续与随机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汉语中“进”与“退”是代表相反意义的两个字，进化与退化相对应，而演化则没有对应的反义词。对Evolution到底是翻译成进化还是演化，是近年来学术圈争论的一个热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耳熟能详的达尔文“进化论”。让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是，其实达尔文在阐述进化论（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并未用过Evolution这个词，而是用“经过改变的继承”（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改变过程”（processof modification）或是“物种改变的原理”（doctrine of the modification of species）等词。他非常反对将“进步”之类的用语来描述生物改变的过程，在《物种起源》第7章中写道：“（天择）的最后结果，包括了生物体的进步（advance）及退步（retrogression）两种现象”。之所以会改用evolution来描述生物演化现象，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拥护者、英国大哲学家赫伯特·史宾赛（(Hebert Spencer）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将所有的描述分支进行了统一。从此以后, 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斯宾塞的用法，用evolution 一词表示生物演化现象。演化则被定义为生物物种为了因应时空的嬗变，在形态和行为上与远祖有所差异的现象，而这种差异既有进化也有退化，明显较适用于生物学的讨论，也比较贴近达尔文的原意。换言之，达尔文“进化论”中的evolution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而“进化”则将低级到高级的，由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变成了预设条件。

[8]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出身英国贵族（1822～1911）。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姑表弟，深受其《物种起源》一书的影响，致力于个体差异与心理遗传的研究。1884年创建人类测量实验室。1901年与其学生 K．皮尔逊创办《生物统计学》杂志．1904年捐赠基金在伦敦大学创办优生学实验室。金融史学家、彼得·伯恩斯坦公司的创始人及总裁、《投资组合管理期刊》的创办人伯恩斯坦这样评价高尔顿：一个世俗的势利小人、一位业余科学家。他这样记录高尔顿所作所为：绘制“英国美女地图”：在他上街时，他还对女孩们的漂亮程度进行分类，当看到一个漂亮女孩时，他就在左边口袋的卡片上扎一个小孔，如果遇到一个相貌一般的女孩时，他就在右边口袋的卡片上扎一个小孔。结论：伦敦女孩得分最高，阿伯丁最低。当然，这些行径不是高尔顿备受非议的主因，他的优生学和遗传决定论才是饱受非议最重要的原因。

[9] 高尔顿强调遗传是形成个体差异的原因。高尔顿通过谱系调查，论证了遗传因素与个体差异的关系。他在调查了1768－1868年这100年间英国的首相、将军、文学家和科学家共977名获得智力成熟的人的家谱后发现：其中有89个父亲、129个儿子、114个兄弟，共332名杰出人士。一般老百姓中每4000人才产生一名杰出人士。因此他认为普通能力是遗传的。在调查30家有艺术能力的家庭中，他发现这些家庭中的子女也有艺术能力的占64%；而150家无艺术能力的家庭，其子女中只有21%有艺术能力，因此断言艺术能力这种“特殊能力”也是遗传的。高尔顿根据遗传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倡导善择配偶，改良人种，并在1883年《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一书中首次这个研究领域命名为“优生学”（eugenics），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的意思是优秀、出色。在殖民主义盛行时期，像高尔顿这样的种族主义观点在英国上层社会并不罕见，但是高尔顿赋予了它们类似科学样式的蒙皮。他拥有全球旅行家的威名，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家的传统操作，就像他那位搭乘过小猎犬号的表亲一样。他对其他人种劣于英国白人的评价进一步将这些观点推上常识的神坛，合理化殖民者在亚洲、非洲和美州难以估量的暴行。不幸的是，半个世纪后，这个词为纳粹所用，他们据此屠杀了成百上千万的、他们认为“完全没有才华和价值”的人们。

[10] 简三学习法课程设有媒介素养章节，会有详尽的介绍。

[11] 水熊或称水熊虫，是对缓步动物门生物的俗称。这是一类有八只脚、生活在水中的动物，和节肢动物有关。它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通用名称，是因为它们的外表以及它们像熊一样走路的样子。以植物、藻类、细菌和小型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它体形细小，体长0.05-1.4毫米，通体透明，足迹几乎遍布全球。一旦生存环境恶化，身体便缩成圆桶状自动脱水（隐生状态），蛰伏忍耐。德国佛莱堡大学的拉姆曾把水熊虫分别放在150℃和零下200℃（接近绝对温度）的环境中，再置于常温下，给予水分，它竟奇迹般地复活。5700戈瑞强度的放射线，原子弹的辐射杀不死它；600兆帕的压力，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水压的6倍也压不扁它。请记住它，具有超强生命力的生物——水熊虫。

[12] 血脑屏障指脑毛细血管壁与神经胶质细胞形成的血浆与脑细胞之间的屏障和由脉络丛形成的血浆和脑脊液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能够阻止某这些物质（多半是有害物质）由血液进入脑组织。这种结构可使脑组织少受或免受血液中有害物质的损害，从而保证脑组织内环境的基本稳定，对维持中枢神经系统正常生理状态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13] 在简三学习法原理篇会详细介绍大脑的运作机制，大脑的能耗，只要用在钠钾泵的消耗上，而思考的消耗与之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宏观上，大脑的能耗是非常稳定的。因此，从生物演化的机制看，葡萄糖的供能水平和大脑的消耗是匹配的，而且，葡萄糖氧化的产物干净，对大脑环境友好，蛋白质氧化常常会产生氨，脂肪氧化的中间产物酮，这类物质一般认为对大脑有一定的毒性。另外，血脑屏障的存在限制了大分子的进入，也是适配葡萄糖供能的。

[14] 所以现代人类，怀孕10个月就到预产期，生下的孩子除了必要的身体器官功能是完整的比如心脏等，其他比如消化系统，视力等都要慢慢才能跟上节奏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基因突变产生了“早产”基因，让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胎儿提前出生，因为此时的胎儿头部还未完全发育，身体骨骼也非常柔软，能够通过狭小的产道，顺利出世！人类要通过“早产”的方式才能繁衍后代，是因为人类直立行走，在1000万年前。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一部分猿粪追随着森林的脚步，演化成了现在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另一部分则被迫留在原地，干旱使得高大的树木逐渐死去，取而代之的是干燥的草原环境，人类远古祖先也从树栖生活被迫适应地面生活。地面上远没有树上那么安全，在猛兽横行的时代人类有许多天敌，直立行走能够让人类看得更远，在保证自身处境安全的同时发现更多的食物，直立行走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保存更多体力，科学家研究发现，人类直立行走所消耗的能量只有四肢行走的黑猩猩的四分之一，人类可以生存地更久，在长时间行走时保存更多的体力。

[15] 前额叶皮质大约22至25岁才完全成熟。

[16] 关于人类起源学界没有确信的说法，目前认传播度较高的是非洲单一起源的说法。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科学支持人类多地起源的说法。笔者，是支持人类多起起源的，因为这符合万物的基本演化模式。复旦大学教授李辉、南京大学教授孙雪峰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PNAS发表论文，为非洲单一起源说提供新的间接材料。但另外的研究却为质疑人类单一起源说提供实质材料。有科学家通过研究后推测，人类的线粒体遗传物质或许不一定全部来自母体，可能存在一部分物质是来自于男性，这就是说，我们单靠单地的遗传物质来追溯人类起源是不可能，因此单一起源说的立足根基之一被破拆了。

[17] 实当时，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人民大量失业，很多人生活困难。当时避孕手段落后，穷人家生多了孩子养不起，只好送人。特别是有的穷人家庭，本来就有好几个孩子了，一下子又生了双胞胎出来，家庭没有喜悦，却犯愁如何养活他们。只好把其中一个，或把两个都送给福利机构收养。同卵双胞胎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在子宫内还没着床前，就分裂成两个细胞了，并分别着床发育成人的。他们的基因是100%相同的。

[18] 明尼苏达大学的行为遗传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J.Bouchard Jr.）与其同事联合发表了惊人的发现：不在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和三胞胎的智商差异约有70%与遗传变异相关。更重要的是，尽管被试的同卵双胞胎（他们的基因被认为100%一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一起度过，但是与自幼一起成长的同卵双胞胎一样，他们在性格、职业兴趣、业余爱好以及社会态度等各个方面均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以及其后成百上千的双生子和寄养子研究描绘了一致的画面：遗传变异很重要。关于遗传变异如何重要以及哪些基因重要，这些研究只字未提。

[19] 罗杰·霍克（Roger R. Hock） 博士是美国门多西诺学院（Mendocino 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在心理学方面有多年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大多数心理学教科书因篇幅有限，无法详细介绍作为学科基础的研究过程，于是筹备本书以填补教科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沟壑。霍克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纵观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精心筛选出对心理学发展影响大、文献引用较多且至今仍受关注的40项研究，范围涵盖广泛，介绍全面详实。《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1992年出版本书的第1版之后，好评如潮且备受关注。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了心理学史上最有名的40项研究，并介绍了这些研究的后续进展和相关研究。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够真正了解心理学发展的来龙去脉，并激发对心理学的热情。这本书包含10个心理学专题，分别为“生物学与人类行为”、“知觉与意识”、“学习和条件反射”、“智力、认知和记忆”、“人的发展”、“情绪和动机”、“人格”、“精神病理学”、“心理治疗”和“社会心理学””。每个专题包含4个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题目、研究者、研究背景、理论假设、研究方法和结果、研究发现的意义、相关研究和近期应用以及作者结论。

[20]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是应用基因组中数以百万计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为分子遗传标记，进行全基因组水平上的对照分析或相关性分析，通过比较发现影响复杂性状的基因变异的一种新策略。2005年，Science杂志报道了第一项具有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GWAS研究。之后陆续出现了有关冠心病、肥胖、2型糖尿病、甘油三酯、精神分裂症以及相关表型的报道。Genetic Epidemiology、Biometrics等杂志也在遗传统计学角度对GWAS进行了数据统计学方向的探讨和研究，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益地找到遗传标记与疾病间的关联，同时解决GWAS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假阳性问题。GWAS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研究复杂疾病的大门，将在患者全基因组范围内检测出的SNP位点与对照组进行比较，找出所有的变异等位基因频率，从而避免了像候选基因策略一样需要预先假设致病基因。同时，GWAS研究让我们找到了许多从前未曾发现的基因以及染色体区域，为复杂疾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21] 早在201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研究行为遗传学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柯林格（Philipp Koellinger）就与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和大卫·塞萨兰（David Cesarini）一起成立了社会科学基因协会联盟（SSGAC），招募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汇集数据，以进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他们希望能把特定性状的基因效应和环境效应区分开来。SSGAC调查的第一件事是人们受教育的程度。随着对生理学和疾病的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科学家并不认可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方法用于社会和心理属性研究。

[22] 遗传学家阿卜杜勒·阿卜杜拉劳伊（Abdel Abdellaoui）通过基因数据分析发现，和其他地区的人相比，这些生活在前矿区的居民的DNA不同寻常。他们拥有某种基因变异的数量更多，而这种基因变异，被发现与“上学时间短”这类行为特征有“相关性”。科学历史学家纳撒尼尔·康弗特（Nathaniel Comfort）曾指责这些研究“为优生学（Eugenics）打开了一扇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