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一些石佛身上密集的凿孔是怎么来的呢「云冈石窟开凿」

大家好，云冈石窟一些石佛身上密集的凿孔是怎么来的呢「云冈石窟开凿」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山西大同，塞北明珠。它有两张耀眼的名片，一是优质煤炭，二是云冈石窟。

相对于百里矿山、万里煤海，世人更看重的，是大同古城“三代京华、两朝重镇”这样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尤其是云冈石窟，更是雁北人民的精神高地。

云冈石窟“露天大佛”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东西绵延一公里，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体现出十分浓烈的中国皇家政治色彩和民族特色，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北魏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珍贵资料。

云冈石窟，我曾经去过几次。在参观过程中，我发现好几座大佛身上都有很多凿孔，给人一种异常突兀的感觉。这些孔洞，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在大佛身上排列着，与整体环境极不和谐。

云冈石窟石佛上布满了凿孔

一开始我很疑惑，不明白石佛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孔洞。后来慢慢了解到，这些孔洞其实是云冈石窟一千五百多年间，屡建屡毁，屡毁屡建，经历的无数次血与火考验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史和奋斗史的一个缩影。

震撼心灵的昙曜五窟

说起云冈石窟，必须得先说昙曜五窟。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出这样的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我在云冈石窟“露天大佛”前的留影，那一年我18岁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去云冈石窟时，在昙曜五窟最著名的“露天大佛”前拍摄的。那一年我18岁，刚念完大学一年级。

那个时候的我，眼里看到的云冈石窟，不过就是一个旅游景点，或者一尊尊大大小小的石头佛像。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不断加深，再次邂逅云冈石窟，佛的概念一点一点淡化，而内心的惊叹却与日俱增。

参观云冈石窟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把这座鬼斧神工般的云冈石窟，与曾经居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无城郭，逐水草”的鲜卑游牧民族联系起来。

我一直在想，如此精美绝伦、雕饰奇伟工的摩天大佛，如此规模宏大、价值丰富的浩瀚工程，该是一些怎样的能人异士，用怎样的思想、怎样的信念才能完成呢？

主持建造云冈石窟的人，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叫昙曜。

昙曜，是北魏时期一位得道的高僧，学识渊博、操行端正，恰逢一个对佛十分用心的文成皇帝拓跋濬。

云冈石窟昙曜雕像

文成帝即位第二年（即兴安二年，453年），便把昙曜从中山（今河北定州）召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奉以师礼，并任命他为沙门统，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魏书·释老志》中这样记载：和平元年（460年），昙曜对文成帝说，他要“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得到了文成帝的大力支持。

自此，在昙曜主持下，来自山东、河北，特别是来自西域、北凉的能工巧匠云集武州山上，开始用他们的智慧和血汗来建造这座不朽的人类艺术之宫。

昙曜五窟

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即现在云冈石窟群中第16、17、18、19、20窟。经多方考证，学界普遍认为系云冈第一期工程，

这五尊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特别是第20窟的“露天大佛”，更是云冈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旷世佳作，将拓跋鲜卑的剽悍与强大、粗犷与豪放、宽宏与睿智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为什么要修建云冈石窟

公元1世纪，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据东汉《四十二章经》，汉明帝刘庄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陀，感觉兹事体大，便派遣大臣去西域求经，并于永平十一年（68年）在洛阳建立了第一座寺庙——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

佛教刚传入之时，并不被国人所接受，既无人信奉，更无人出家当和尚，寺院只是作为外国人朝拜，或是歇脚的地方。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佛教宣扬的“苦的根源”“善恶因果”“轮回转世”等教义，被深处苦难中的人民慢慢接受，成为精神寄托。

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也认识到，佛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可以更有效地教化民众，更有利于巩固政权。南朝宋文帝就说过：“若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云冈石窟：东方佛教艺术的旷世绝唱

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得到大规模发展。唐朝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盖极言南北朝时期，帝王提倡佛教而造寺塔者颇多，以至寺院林立，佛法兴盛。

早在公元261年，鲜卑族即开始接受佛教，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重视佛教的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后，便在其都城平城修建了雄伟壮观的云冈石窟。

鲜卑族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大规模开凿云冈石窟，根本原因就是利用佛教统一民众思想，来达到其实现统治的目的。

云冈石窟

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部，原是鲜卑族的一支，《通典·边防典》说它是“别部鲜卑”。

据《魏书·序纪》，这个部落原居于“幽部之北，广漠之野”，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一带，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后来逐渐南迁，“居匈奴之故地”。

一直到魏晋时期，它才和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发生联系，这时它还处在原始部落联盟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还相当落后。

但是，自拓跋珪创建北魏、移都平城，实行“计口授田”以后，鲜卑拓跋部的部落组织开始解体，走上了以定居的农耕生活为主的道路，并很快全面汉化，由奴隶制度一跃而进入封建社会。

云冈石窟

在拓跋焘时期，北魏相继灭掉了北方残余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出现的十六国混乱局面，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

北魏迁都平城以后，统治者亲自倡导，信奉者痴迷追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使得佛教一时炙手可热，崇佛之风席卷朝野。

当时佛教也在寻找政治上的依靠，他们把皇帝称作是佛祖在人间的代表，皇帝即如来佛祖，北魏统治者很欣然就接受了这一称谓，这样民众就把对佛祖的崇敬很自然地就转移到了皇帝的身上，巩固了其的统治。

云冈石窟

所以，统治者非常重视佛教的发展，大力修建石窟、寺院。当时仅京城僧尼就2000人，寺院100多所。而武周山石窟寺又为皇家佛教活动场所，僧尼众多，寺院相连，闻名遐迩的云冈石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以相继开凿。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条中曾描述，北魏皇室在云冈“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缔，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云冈石窟

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亦记载：“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明朝对云冈石窟的“建设性破坏”

在15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云冈石窟经历了风雨的侵袭和地震的损坏，但是这种自然损毁，远远不及种种人为破坏带来的损失严重。

自北魏以来，中国社会经常处于周期性的动荡不安之中，狼烟四起，征战频仍，石窟寺院屡遭兵火，损失极其严重。

大同古城

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朱修圐圙，清修庙”，无论是朱明王朝对云冈石窟的“建设性破坏”，还是满清一朝对云冈石窟的“破坏性建设”，都对这座千年宝窟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有明一代对云冈石窟的破坏，主要有三：建军堡对石窟的破坏，烧荒对石窟寺树木、环境的破坏，张天琳火烧云冈十寺。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明朝政府在大同建制，设府并“领州四、县七”，至此开始，大同作为明朝北疆之极边，成为拱卫京师的军事堡垒与重要屏障。

大同古城

为抵御蒙古等外敌，明军在长城边墙内大量修建军堡、墩台。据《三云筹俎考·大同总镇图说》，大同镇先后筑大边、二边516.3里，建有内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云冈六堡，计主要城堡72座（其中城20座，堡52座），边墩776座、火路墩883座。

云冈堡的主要建筑，就在云冈石窟群中。先下堡，后上堡，再后又建两道连墙，将云冈石窟一分为三，肢解分割得支离破碎。为了安置士兵，还在石窟上下盖了数百间房舍、暖窑，洞窟也成为饲养战马的马厩、存放粮草的仓库，石窟因此受到极大破坏。

明朝政府在大量修建军堡的同时，为有效抵御蒙古铁骑冲击，还在防线周围执行“烧荒”政策。

云冈石窟

据清朝雍正《朔平府志》载，云冈石窟“由隋唐历宋元，楼阁层凌，树木蓊郁”，到明代，特别是嘉靖年间，每年深秋，草木枯槁后，为防蒙古，便于嘹望，实行烧荒，这已成为明代的一项“国策”。

焚烧荒草便于明军瞭望敌情，同时敌方战马失去赖以生存的水草，不利进攻。但经年累月的“烧荒”，致使林木苍翠的大同变成一片焦土，水土流失，风沙遍地，大量的烟尘、风沙对石窟造成极大的破坏。

至于张天琳火烧云冈十寺，对石窟带来的损害更是无法估量。

云冈石窟自北魏以来，历经了隋唐辽金元明清，且代有修建。资料表明，云冈石窟最大规模的修整工程是在辽代。

云冈石窟

《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辽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重修”“清宁六年（1060）又委刘转运监修”。

辽对云冈石窟的修缮，主要是为防止石窟被风雨侵蚀，而在原石窟外面构建木构窟檐，是为“云冈十寺”。

据顺治三年（1646）《重修云冈石窟寺碑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入大同，其部属张天琳纵火将辽代修建的“云冈十寺”木构窟檐，全部烧毁，使昔日“色楣连延” “层檐竦峙”的十寺成为灰烬。

我们现今所见的云冈石窟，是木制建筑被焚毁后的露天佛龛。而在辽代时期，石窟前都曾修有木结构的寺庙，即后面是原有的石质窟室，前面是后建的木结构窟室，这种前木后石的特殊建筑结构，就称之为佛寺。

第20窟崖面上端，遗有容纳木结构的梁孔、椽眼

直到今天，在第1窟到第20窟崖面上端，我们仍能看到一些排列有序的孔洞，这就是曾经容纳木结构的梁孔、椽眼等的痕迹。

至于部分佛像身上那些密集的凿孔，则是清朝在修缮保护石窟时，由于修缮技术不够科学，无形中对石窟造成的间接损害。

清朝对云冈石窟的“破坏性建设”

清朝顺治六年（1649），清军攻入大同城，对大同进行了最野蛮的屠城。

据《清世宗实录》，除600余名投降官兵外，“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大同城垣自剁彻去五尺”，并将大同废弃，变成不设官城市，将“大同府移至阳和（今阳高），称阳和府，大同县移至西安堡（今怀仁西安堡）”。

普度众生的佛陀

时参与协征大同的山西巡抚佟养量亲眼目睹了屠城惨状，为了转移百姓对清廷野蛮屠城的不满和仇恨情绪，便用宗教来麻痹人民，捐资重修云冈石窟就是最好的手段。

据清朝顺治《云中郡志》记载：“总督佟于顺治八年率众捐资，大为修葺。俾殿阁楼台、香积禅林金碧莹煌。”

顺治八年（1651），佟养量完成了云冈石窟以及观音堂大殿的维修工程，石窟维修主要是重修今第5、6 窟前的木质窟檐。

清朝修葺的木质窟檐

此次修缮窟檐工程完工后，佟养量联名官员共同上疏，请求清政府归还大同府建制，终于在顺治九年（1652）大同府县之治获得恢复。

有清一朝，在对云冈石窟的修缮上，除了重建被李自成大顺军焚毁的木质窟檐外，还对佛像进行了“金装彩绘”。

金装彩绘的佛像

彩绘，是一种结合了油漆技法和书画艺术的民族工艺，不仅可以保护木构建筑不受风雨侵蚀和虫蛀，还可使古建筑美轮美奂、古香古色，极具观赏性实用价值。

云冈石窟自北魏建立，经久累年的风吹雨打，产生许多病害，造像色彩的褪色就是其中之一，辽代修葺工程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在云冈石窟五华洞还可以看到大型、细致的辽代泥塑修补工程遗迹，其中最明显的重修实例是第八窟中心塔柱南壁下龛，主佛被包泥彩绘，真正的容貌已经难以看见，但两侧的侍从菩萨补刻，可以断定为辽代风貌的塑像。

云冈石窟七立佛

“人靠衣装，佛要金装”，清代历朝修葺寺院时，都有金装彩绘佛像之举。

据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金装佛像、移素诸佛、金身重整、御题匾额、丹青两壁、彩画栋梁，其工程详备，更难以枚举。”

另据光绪二年（1876）所立《蒙文碑记》：“重修云冈堡大佛寺前殿遗址，更建左右禅室，次第仍修补层楼，土木陶绘……迄今佛像通身披金。”

民国九年（1920）所立《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载“光绪十七年，购买民院地点，装彩五佛洞 并修饰东西两楼，金装大佛全身。”

云冈石窟

清代对云冈石窟的维修可说是用工颇多，花银颇丰，使云冈石窟呈现出金光灿烂的景象，“庄严法相” “云中伟观”。

这种金装彩绘，也叫包泥彩绘，简单来说，就是把石头雕刻的佛像依轮廓用泥进行涂抹，成型后在上面彩绘。

但是，直接在石佛上面涂泥，时间久了，不容易挂住，所以就得先在石佛上打孔，再嵌入木栓，缠麻、涂泥、彩绘。

图为日本人拍摄的云冈旧照

清代对云冈石窟金装彩绘的修缮，本是为了防止风化，也是一个挽救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但这种“野蛮的施工方法”，对原来的精美雕塑造成极大的破坏，使原造像遍体鳞伤，泥皮一掉，满目疮痍，实在让人惨不忍睹。

即便包泥彩绘保存完好，原来石雕佛像的仪表、神态、衣纹、神韵等通通淹没在涂泥彩绘的五颜六色之中，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原来那种精美绝伦的石佛雕刻艺术。

石佛身上密集的凿孔

近代历史学家周一良在《云冈石佛小记》中指出：以“积极的保存修补方法，既如彼之拙劣，而消极地复施破坏”。

很显然，清朝这种包泥彩绘的“保护措施”是违背科学的，属于“破坏性的建设”。如今石雕佛像上无数的凿孔，就是这种消极保护留下的创伤和恶果。

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至今日，云冈石窟得到了国家全面而系统的修缮与保护，在基本安全问题上是稳定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石窟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正如以“馥郁酒鬼 守护世遗”为主题的、由酒鬼酒独家冠名的中国首档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中指出的那样，如何守护凝固的世遗文明，如何让世遗“活起来”，如何唤醒文化情怀，从而将历史、当下与未来连接在一起，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提高。（张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