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董源的江南水墨山水画派
中国绘画的意识形态功能
画家在作品里想要表达什么,观画者希望从作品中获得什么,这都涉及到绘画的功能问题。绘画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绘画是一种既能反映社会生活,又能影响大众的社会意识形态。纵观中国绘画史,早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已能打制石器、骨器了。1987年,河北省兴隆县出土了一段鹿角,上面阴刻三组线条图案。据说,这些图案与狩猎、巫术有关。由此可见,在那混沌的年代里,人们在劳动生活中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取向。
古代绘画的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在奴隶社会,为满足奴隶主贵族的奢侈需要,奴隶们制作了很多震撼人心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多表现蟠龙、凤鸟、神兽、舞女等形象,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在审美价值背后,又反映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强化封建依附关系,维护封建秩序,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让画工们绘制烈女、贤妇和功臣等形象。关于封建社会的绘画功能,古代许多画家和评论家都有所阐述,如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成教化,助人伦……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的“盖古人必以圣贤形象、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德、发明治乱”……
李昭道的《春山行旅图》
古代绘画故事的意识形态有影响社会的功能。史载,商朝初期,宰相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他用“九主”的形象劝诫成汤王。刘向在《别录》中将“九主”解释为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尚书》中记载,商朝时,为了缓解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武丁即位时说,他梦见了圣人。于是,他画出梦中人的形象,命百官在人群中找,结果在奴隶中找到了梦中的“圣人”。另外,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到洛阳参观西周的建筑遗迹,看到墙上画有尧、舜这两个正面君王的形象,也画有桀、纣这两个暴君的形象,这让他想到君主的善恶会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姚最在《续画品录》中载,在“九楼”楼阁里画着许多神仙灵怪,在四周的墙壁上画着很多圣贤之士,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载,吴道子《地狱变相图》中所画的鬼怪给人一种震慑感。这些记载都体现了绘画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影响功能。
此外,绘画的意识形态功能还对大众有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和抒情作用。古代的优秀绘画作品在具有教育和认识作用的同时,又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审美魅力,能感染观者的心灵。如顾恺之创作《女史箴图》的目的原本是劝诫当时的贾后南风,结果却对封建社会的妇女起到了教育作用。阎立本的《步辇图》是对唐朝汉、藏民族友好交往的重要见证,体现了唐太宗开放的民族政策。南唐画家顾闳中被后主派去窥察韩熙载的夜宴情况。回家后,他凭记忆画了《韩熙载夜宴图》,真实地描绘了韩熙载纵情声色的生活场景。他以高超的绘画技巧和非凡的记忆力表现了不同角度、不同姿态的韩熙载,并通过周围人物的陪衬,将韩熙载骄奢、纵欲的生活和忧郁、空虚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
人物画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那么山水画呢?山水画既是画家抒发情怀的手段,又能让人们了解所绘地区的风貌,甚至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境况。他们在真实描绘现实山水的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审美情趣。荆浩画的太行山,关仝画的秦岭、华山等,都让人们领略到那里的风光。李昭道的《春山行旅图》描绘的是“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与一些人骑马逃往四川的情形。这是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可以让观者更全面地了解“安史之乱”。在赵伯驹的青绿山水画《江山秋色图》中,千岩竞秀,万壑争幽,桥梁、楼阁、亭台、瀑布、车船穿插其中,山河锦绣,体现了画家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
花鸟画在让人赏心悦目的同时,还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印记。如黄筌主要画宫廷里的奇禽名花。他用浓丽的色彩把物象表现得生动逼真,几乎不用墨勾勒。其作品有一种富贵气,颇受统治者喜爱。与他绘画风格不同的徐熙,出生于民间名门,但却不愿做官。
徐熙常游于野外田园,用水墨绘写花竹蔬果、禽鸟草虫之类,形成了野逸的花鸟画风。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还有,八大山人也给自己的水墨花鸟画赋予了强烈的政治理念。他所画的花鸟形象夸张,似哭似笑,“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体现了他对明朝那份怀念而又绝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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