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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书法家学者化

针对当代书坛诸多难如人意的现状,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书法家学者化当为“救世”之灵丹妙药。想想也是,古代的大书家几乎都与士大夫及达官贵人相关,他们书写的内容大都为自己所创作的诗词、文章。反观当下我们的书家,缺了《书家必携》之类的东西简直心里就没有谱儿。于是,人们说这是文化与素养缺乏的表征,我对此也有同感。但是,当代书家学者化了,书家会做诗词、文章了,书家的书法水准就必然会齐于或者超越先贤了吗?我以为恐怕不能过早下此结论。

诚然,东汉时的赵壹在其《非草书》中也说过像杜度、崔瑗、张芝这些人“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他们这些人的才华,应是表现在诸多方面,这其中也应包括他们在书法方面的禀赋,同时也包括他们在书法学习上的用功与悟性。他们在“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这种轻松的背后,不知付出过多少辛劳。比如张芝,他在书法上所下的工夫连“书圣”王羲之都自叹不如。宋代的欧阳修说过这样一句颇含哲理的话:“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欧阳文忠公文集》)欧阳修在这里虽然说的是人品与书品的事,但“非自古贤哲必能书”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当下的时代背景与古代大不相同,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更直白了。我们知道,古时的达官贵人、士大夫一族,自幼大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皓首穷经,礼、乐、射、御、书、数诸艺莫不用心,可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唐韩愈《进学解》),其全面的素养已非今人可及。他们大都能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这是那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历史现象。斗转星移,而今,“官字”与“学者字”与古代相较可谓霄壤。这与历史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有关。古人未享现代科技之便,更不知电脑为何物,上至国家文书、律令,下至民间契约、尺牍往来,皆以毛笔为之。

写字是那个历史时期文人士大夫须臾不可离身的本事。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并非个个都是享誉后世的书法巨人。“时势造英雄”,此言在这里依然有效。屈指数来,“一代教化主”也不过王羲之与颜真卿而已,各朝代的“善书者”区区不过数人罢了。其缘由何在?

我以为,对书法艺术的感悟能力与功力是一个书家成才的必要条件。明代徐渭说:“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跋张东海草书〈千字文〉卷后》)清人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说,书有六要。其中前两要一是气质,二是天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独秀也认为:“写字既要有点儿天分,也要有些功夫。”

书画篆刻家陆维钊甚至从生理神经系统方面来说明天资对一个书家的重要性。他说,学书的初步条件有二:“其一属于心灵的,要看其人想象力的高下……其想象力弱,其学习成就必有限。其二属于肌肉的,要看其人手指上神经灵敏不灵敏;如心欲如此,而手指动作不能恰如其分,则其神经迟钝,其学习成就也必受限制。此即所谓不能得之心而应之手也……故不得于心者,根本不能学书;得于心而不应手者,往往大致粗似,不能达到丝丝入扣之地步。”人之禀赋于书法的学习关系甚大,可惜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与思考。

多数人以为在小学谁没学过点、横、竖、撇、捺,把硬笔换成毛笔随意挥洒就行了。而禀赋在体育方面的重要性人们往往大都很愿意承认。比如你让110米栏冠军刘翔去甩链球,让乒乓球冠军邓亚萍去搞撑竿跳,那铁定是“乱点鸳鸯谱”了。不承认先天素质是不对的,这不是“唯天才论”。

有诗句说得好:“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船不如舟。”(清顾嗣协《杂诗》)因材施用就是这个道理。需加以说明的是,这里的禀赋,并不是什么神秘之物,只是一个人在某方面的独特悟性与模仿能力。有了这方面的能力还必须佐以勤奋,否则,就像王安石笔下的那个方仲永,先天的禀赋得不到开发,最后变得平凡,似乎没有这个禀赋了。

当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艺术已于生活中独立出来。与古代、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诀别了生活与艺术浑然一体的历史时期,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已悄然退场。例如苏东坡,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达·芬奇,也是一位才能超群、出类拔萃的历史巨人,他是画家、建筑师、哲学家、诗人、作曲家、雕刻家、运动员、物理学家、数学家、解剖学家。他们二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是极富悟性的通人,很难明晰地区分到底是哪个方面涵养了哪个方面。

人的知识要影响自己的理念和实践是需要转化的,就像知识要转化成智慧才有意义。知识虽然很重要,但它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正确理念与实践能力。具体到书法,它有审美的观念问题,也有功夫的问题。美国人文主义作家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一书中说过:“你要牢记,在艺术方面(正如自然科学)是没有捷径的。灵感不是成功之母,成功之母是坚忍不拔的毅力,更大的毅力。没有灵感,你可能登不上顶峰。可是,光有灵感,而不实干,不一步一步、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在这个到处是精英的世界,你不会有什么进展。”

他告诫人们,学各种技艺,不能眼高手低,要做大量的平凡的日常工作。他给天才这样定义:“天才是精湛的技艺+别的什么东西。”这个“别的什么东西”是什么?他又说:“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一旦我听到或看到了,我就能马上认出,那就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对书法在崇敬之余还要认识到:它也是个手艺活儿!手艺不到家,终究有点儿虚。

在今天的现实中,比较说来,学者型的人才并非绝迹。他们在其专业领域中或许是巨人,但凭着这点就赤膊上阵,充当书法艺术的骄子,着实让人难以恭维,他们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书法的矮子。如当代的一些“达官贵人”或者所谓的“饱学有识之士”,在书法媒体上常有粉墨登场的惊人之举,这本是人家的自由,外人没有妄加干涉之理。

但有的人却以“大师”自居,有的竟以所谓的“飞狂草”自诩,堂而皇之地也能谈点儿文、史、哲,然其笔墨功夫实在惨不忍睹。这些人写不好字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如上所述,或是有天赋不足的原因,或有用功不到的原因,或有方法上的误区等等。不要觉得我是做官的、是学者,书法就一定好。

把书法看成雕虫小技而不屑于用功也是不成的。听听赵壹的话或许就明了了:“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非草书》)这样的人由于有些地位、影响和势力,加之有张悬河之口,胡扯乱拉一通,往往对书坛和青年人起着不小的负面影响。正像当代作家沈从文《谈写字》一文中所讲:“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

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期欢喜附庸风雅,从事艺术。惟其倾心艺术,影响所致,恰好做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有地位又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

学者化的提出,似乎有些急于求成。试想,历史上的书法大师也好,大家也罢,是经过历史筛汰之后才立定脚跟的。几千年来,大师、大家又有多少人呢?眼睛只盯历史上的几位大师,企图一夜之间我们都成为书法大师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历史巨人的形成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时势方面的条件。

有些东西具原创意义,特别是在易代之际。这样的机会不会重复。书法在书体演变时期有些情况与此类似。书史上,大多是属于默默无闻者。他们中有苦闷者,有愉悦者,有开宗立派者,有墨守成规者,也有不倦的探索者。书法的功用也决不单一,有欧阳修以学书为乐者,有苏东坡存五百年之想者,也有林散之不创新时新自创者。各种条件造就了各式人物,我们无须过于焦虑。

房龙说过:“伟大的艺术,并非一两个头等艺术大师的事。伟大的艺术,是几千个专心致志的手艺人的劳动成果。这些手艺人虽然自知他们这一辈子都要关在完美的天国的大门之外,但却要尽自己最大力量做出贡献,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从事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业。他们是艺术的真正的耕耘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偶尔取得的成果,使他们的一生辛苦,得到了补偿。”这是很有见地的。只有俯视艺术的整体,才会得出如此结论。书法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

另外,若从书法艺术本质而言,书写内容是次要的,书法的点画、章法、墨法等方面才是书法的真正内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写什么、写谁的东西并不重要。当然,书法在其母体中就是与实用相浑融的,因此,又不能像理论上说的那样真的可以不顾及书写内容。但它毕竟是从属的。不明白这一点,说明这样的人仍处在写字阶段,未能进入书法艺术,未能得“道”。此道理极其简单,然而却不可与“外人”道也。

当然,我并非反对书家学者化,反对书家加强综合修养。对于书家来说,除了天资与用功方面的因素外,学问、修养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才、学、识这三者是互为补益的。尤其是在书法的高级阶段,学识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书法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它需要天资的垂爱,同时又需要学识的滋养。书法需要思想灵魂,需要想象的翅膀。

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距技艺的精湛还有很大的差距,奢谈学者化恐怕无济于事。历史上的米芾,长期以集古字为务,终成大家。他曾自言:“平生写过麻笺十万。”其子米友仁说其父:“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卷临学之。”当代书家刘鸿田有言:“不要怕做书奴,不先做书奴,就‘奴’不了书。”

其实当下一些所谓的创新者,又何尝不是在做书奴?只不过是取法的参照物不同而已。当然,学古人、做书奴,不能死学,要会学、要活学,进而最终做到以我为主古为宾,从书奴中凤凰涅槃。从技法到审美观念,艺术有着极强的传承性,文化艺术只能在继承中发展和繁荣。感觉到的东西,还不能较好地去把握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把握它。

佛教中有“积万劫方成菩萨”之说。一个食不果腹的人,是没有心境来享用美食的。从某个方面说,书法是一门手艺活儿。唯功夫论不是万能,但不做功夫却是万万不能的。或曰:试为书坛出药方一剂?愚曰:去躁,淡泊名利,由技进道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