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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美术」

时间:2023-01-09 09:33:18 来源:艺术宝库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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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美术

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coisMillet, 1814-1875)是法国近代绘画史上最受人民爱戴的画家。他那纯朴亲切的艺术语言,尤其被广大法国农民所喜爱。他出身于农民世家,幼年时便显露出绘画的天才,受到老师的鼓励而立志学习绘画。后来到巴黎从师特拉罗虚学习。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画一些模仿普桑和佛拉贡纳的罗可可风格的香艳体绘画,放在画店里出售。但是,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时刻希望着能用自己的画笔描绘法国农民纯朴而勤劳的形象。1848年,他画了一幅《簸谷者/簸谷子的人》,卖了500法郎。《簸谷者》作为他一系列作品的第一幅,在沙龙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它实现了许多画家长期的求索,也被憎恨这种艺术的人说成是"夸大事实"。

《簸谷者》

米勒同他的朋友、动物画家夏尔·雅克商量,用这笔钱到巴比仲去定居。当时,画家卢梭和狄亚兹已经在那里安家,米勒十分向往他们的生活。于是,米勒毅然迈开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1849年7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5个孩子,同夏尔·雅克一起,坐上了一辆笨重的日式释车,驶向离巴黎90公里的枫丹白露,然后,背着简单的行囊,步行来到巴比松村。这个农民的儿子终于又回到了农村,望着那儿的树木和田野,他高兴地喊着:"啊,上帝,这里真美呀!"他又呼吸到土地的芳香,又听到了森林的喧嚷,他童年时神往的一切重又呈现在眼前。于是,以卢梭、狄亚纪要普勒、科罗和米勒为主要成员的、在欧洲美术史上声名卓著的"巴比松画派"就这样形成了。

此后的27年,是米勒一生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时期。许多法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名画作品《播种者》( 1850 )、 《牧羊女》 (1852)、《拾穗者》 (1857)、 《晚钟》(1859)、《扶锄者/倚锄的人》1862、 《喂食》 (1872)、 《春》 (1873)等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播种者》苍凉的麦田里,播种者阔步挥臂,撒播着希望的种子。飞鸟在空中盘旋,寻觅食物,掠夺播下的种子--正是一幅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壮丽图景。这幅画招到了“高等市民”的不安,他们在播种者那充满韵律感和强有力的动作中看到了类似六月革命时巴黎街头人民的形象。但当时的进步人士却有不同的反映。作家雨果从这幅画中看到对人民创造力量的赞美,因而予以充分的肯定。文艺评论家戈蒂叶说这个形象是用播下种子的土地的泥土画成的,太真实了。画家用一种雕塑般的单纯而简练的形象,概括地表达耐人寻味的内容,所以荷兰画家梵.高评述说:“在米勒的作品中,现实的形象同时具有象征的意义。”

《播种者》

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森林尽头的旷野上。《牧羊女与群羊》就是这种构图的典型。在大批农民拥入工业化城市之时,一位终日与羊为伍的姑娘象雕象一样默默地站着,她那迷茫的目光是在憧憬,还是在怅惘?遥远的地平线,明朗的天边,把她的希望和我们的思想一起带向了远方。

《牧羊女与群羊》

他从不虚构画面的情景,每一幅画都是从耕耘着、放牧、劳动着、生活着的法国农民的真实生活中来的。在60年代,米勒的作品在法国画坛引起极大的反响,他的作品一次次地被拒绝。直到1867年,米勒在巴黎博览会上获得了社会的第一次承认,人们逐渐认识了米勒艺术的真正价值。他的一生,物质生活极为不幸,有时甚至几幅作品仅换得一双小孩子的鞋。而他死后,法国为购回《晚钟》,化了八十万法郎。天才和不幸往往在人的命运中伴生。1875年12月22日,画家在巴比松逝世。如同卢梭、科罗等风景画家发现了平凡的自然界的诗情画意一般,米勒也发现了平凡的劳动者的诗情画意。不过,他笔下的农夫并不是天国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是疲惫、穷苦、终日操劳的贫困者,衣衫褴褛,肌肤黝黑,佝楼的身躯,粗大的手掌,这便是米勒的美学,这便是米勒要为之呕心沥血地赞美歌颂的法兰西农民的形象。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他们日复一日地劳动,来养育这伟大的民族,他们日复一日地劳动,来缔造这美丽的国家。"。

法国现实主义绘画的兴起,是以巴比松画派为先驱的。在这个画派中,最能实事求是地表现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与矛盾的,应首推现实主义农民画家米勒。米勒的风格,按照画史的严格区分,不应划进巴比松画派。可是米勒住在巴比松村达27年之久,时间比谁都长。在那里,他上午去田间劳动,午后画画,长年累月没有改变过,所以,他了解巴比松比谁都深刻、贴切。

米勒于1857年完成的《拾穗者》,本来是一幅描写农村夏收劳动的一个极其平凡的场面,可是它在当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却远不是画家所能意料的。这幅画原来的题目是《八月》。表现的是一个欢乐的夏收场面,但由于画家的现实主义手法,使富饶美丽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劳动形成了对比。接近米勒的几位社会活动家看到了这幅画中可贵的真实,建议画家修改构图。在他们的鼓励下米勒渐渐改变人物,直至最后前景上只剩下三个拾穗粒的农妇形象。热烈繁忙的夏收场面却被推到背景的最远处。这一修改,竟使作品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果。这幅表现农民境况的《拾穗者》在沙龙展出后,引起了资产阶级舆论界的广泛注意。一些评论家写文章说:画家在这里是蕴有政治意图的,画上的农民有抗议声。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这三个拾穗者如此自命不凡,简直就象三个司命运的女神。"《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耸人听闻地说:"这三个突出在阴霾的天空前的拾穗者后面,有民众暴动的刀枪和1793年的断头台。"在被法国革命风暴席卷过的巴黎,一幅画、一篇文章往往会被从中附会出政治色彩。事实上,艺术的社会效果并不始终和画家的创作意图相一致。

米勒的农村风景画从不寄予任何社会改革的愿望。但他的画常常被热心者用来鼓吹新政治,尤其在法国七月革命和1848年事件之后,作为宣传民主的象征,米勒的地位突然显著起来了,甚至被人们奉为社会的先知。在70年代以前,法国的农村还处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农民对城市里发生的革命事件是淡漠的。他们对新事物并不很敏感,加上他们繁重的农业劳动,生活艰苦,自卫能力很弱,所以对巴黎倏忽出现的政治风暴是取观望态度的。米勒的《拾穗者》也表露出了这种精神状况。他从来不产生激动情绪。发人深思的是,他的《拾穗者》何以能产生如此大的震动?据同代人回忆,米勒是允许他的革命伙伴按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的作品的主题的。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米勒对于当代革命事件至少表示过同情。何况他的每一幅画的构思并非出于偶然。现存的这幅《拾穗者》的稿子就有20来张。可见,米勒在艺术上对法国农村现实的表达,并非只体现一种安于天命的思想,而是寓强烈的呼声于无声之中。米勒的一位艺术辩护人朱理·卡斯塔奈里曾这样来描述这幅画:"现代艺术家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下的乞丐的确比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还要美;……当远处主人满载麦子的大车在重压下呻吟时,我看到三个弯腰的农妇正在收获过的田里捡拾落穗,这比见到一个圣者殉难还要痛苦地抓住我的心灵。这幅油画,使人产生可怕的忧虑。它不象库尔贝的某些画那样,成为激昂的政治演说或者社会论文,它是一件艺术品,非常之美而单纯,独立于议论之外。它的主题非常动人,精确;但画得那样坦率,使它高出于一般党派争论之上,从而无需撒谎,也无需使用夸张手法,就表现出了那真实而伟大的自然篇章,犹如荷马和维吉尔的诗篇"这段话给我们欣赏、分析和研究这幅《拾穗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历史见证。它的力量产生于真实,因为它不是谎言,就能使敌人丧胆,让人民振奋。这就是米勒这一幅《拾穗者》的艺术意义所在。

画面上,米勒使用了迷人的暖黄色调,红、蓝二块头巾那种沉稳的浓郁色彩也融化在黄色中,整个画面安静而又庄重,牧歌式地传达了米勒对农民艰难生活的深刻同情,和米勒对农村生活的特别的挚爱。

《拾穗者》

现已证明,米勒的《晚钟》是世界上最普及的艺术作品。暮色中一对农民夫妇听见远处教堂的钟声响起,便放下手中的农活,低头默默祈祷,为平安度过一天而祝福。画家着力描绘他们的虔诚和朴实,两位农民的形象仍是米勒特有的圆浑简朴的造型。他们是在庆贺婴儿的诞生?祝愿婚姻的幸福?还是为死去的亲人默哀?或者是否可以说,那袅袅不绝的余音包含了整个社会和人生?

《晚钟》

《务农归来》

《扶锄者》是位从清晨起便在贫瘠土地上奋力劳作的农民,他想直直腰,喘息一下。从他扶着锄柄的双臂,脸上的汗水,和张开的嘴,可以看到他疲劳的程度。有的评论指责这种充满同情的真实描绘"不是绘画,而是宣言"。对此,米勒气愤地写道:"这么说,连我们看到凭额上汗水养活自己的人时就会产生的想法,都不允许有了!"事实上,米勒艺术的深刻社会意义恰恰在于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

《扶锄者》

米勒晚年得到官方违心的承认,境况的改善使他有可能运用各种技法和材料,并创作杰出的风景画:云涛汹涌的《起风》,隐秘寂静的《月下羊圈》,气象万千的《四季》。

现存卢浮宫的《春》描绘雨后的彩虹与怒放的野花,尤其清音遐发,不同凡响。

《春》

《蒲公英》1868

正如米勒是呕歌农村生活的大师,奥诺雷·杜米埃(Daumier,1808—1879)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巨匠,是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讽刺画大师。他以漫画开始艺术生涯,讽刺国王路易·菲利浦侵吞民脂民膏的作品《高康大》使他遭到6个月的监禁,但是,经过迫害的画笔反而愈加犀利,拿破仑三世皇帝和梯也尔又相继成为它辛辣嘲讽的对象。

《高康大》

讽刺议会的《立法肚子》,揭露统治阶级对工人起义进行残酷镇压的《1834年4月15日的特朗斯诺南街》的正义与幽默使他大名远扬。

《特兰斯诺南街事件》

《立法肚子》

从1835年起,他转向石版画,在取消了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把可笑的资产者、银行家、法官、市侩放入画面,时而也和下层市民开开玩笑。

《市集上的杂技表演》

尽管他从事油画的愿望最终服从了更自由、敏捷的版画创作,但他仍然留下了近300幅恢谐、简洁的油画。《宽恕》以一位振振有词的律师作为主体,同掩面而泣的妇女,无动于衷的法官、宪兵形成鲜明对比,占了背景大半的基督受难像绝妙地点出了"宽厚仁慈"的虚伪。

《宽恕》

《谈话的三位法官》

《三个交谈的律师》

艺术爱好者是杜米埃最喜爱的主题之一,嗜画成癖的收藏家,自命不凡的画家、雕塑家,虚张声势的街头歌唱家是那样令人开心和同情。

在创作中,杜米埃从来都毫不迟疑地略去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三等车厢》1860仅勾出人物的大轮廓,在暗部略施薄色,连放稿留下的方格都未盖上,但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该时代的生活节奏和中下层人民的所思所想。杜米埃的风俗题材作品,大都是描绘他亲身经历过的事。三等车厢的状况,就是记录美术艺术大师经常外出乘车的经历。画面拥挤的狭小空间里,突出描绘前排三个人物,概括表现后面一群人,以坐椅靠背分隔前后,这是生活中极平常的现象,但揭示了法国社会的等级制,在这三等车厢里坐着的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三个主体特写人物中,最突出的是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人们从她的神态可见她的生活经历。靠着她左右的两个人,一个入睡的少年和一位带婴儿的母亲,他们的形象本身可明白表现出他们的社会地位,背后的人群可从不同面貌的头像中体现不同人物的地位和个性。这有限的画面空间,成了法国下层社会的一个缩影。

《三等车厢》

《唐·吉诃德》更是只用富有雕塑感的寥寥数笔,绘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身影,连五官都省略掉了,但却使这位令人怜悯的英雄呼之欲出。这种纯然独创的"写意"对后世的艺术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幅画的造型给人以现代主义风格派的感觉,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倾向,人物形体仅取幻影形式,与这非现实的主题完全一致。在人物的面部没有五官,这位侠义骑士昂首挺胸骑在那匹又高又瘦的马上,与他旁边那位只讲实利的桑乔形象构成滑稽的对比,一个激烈,一个迟钝,一瘦一胖,一高一矮,这是生活中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体。为了一个幻想目标,他们目空一切,自恃高傲。这个艺术作品形象隐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杜米埃的造型完全凭感觉,色块、笔触和各种线条都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借以传达美术艺术大师心中的意象。

《唐·吉诃德》

杜米埃最熟悉也最关心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和疾苦,他在《带孩子的洗衣妇》中,描绘了一个极为平凡的生活场面——母亲带着孩子洗衣服。美术艺术大师运用激荡坚实的笔触和沉稳厚重的色块、粗犷的线条,塑造了为生活而奔波的母与子。母亲挎着一篮子洗好的衣服,带着一个不能离开她的孩子,急速地奔跑着,美术艺术大师并不着力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而着意在人物奔走的动势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人物身体前倾,一脚着地,被风吹起的裙子和孩子的头发,更增强了画面的运动感,表现了一个为生活而奔波的母亲,是一个不辞辛劳的劳动者。她健壮的身体隐含着她具备克服一切困难、承受一切重担的能力,是法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如同一座纪念碑。

《带孩子的洗衣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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