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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九年” 及两晋砖铭

时间:2021-11-21 17:45:26 来源:

“永和九年” 及两晋砖铭

两晋、南北朝书法虽诸体皆备,有些字体仍处于趋变的不确定期,这时的砖铭风情万种,丰富奇幻如夏夜空中划过的流星雨,灿烂绚丽而渐至陨落。

西晋时太康、元康年号铭文砖数量大制作精。“太康三年岁在壬寅八月甲戌朔一日造功周承敞林租冢”砖拓,砖出于浙江余姚丰山(两爱堂说出自上虞小越镇),对于“租冢”的话题,我所知的观点有两种。余姚学者商略先生认为租冢“可能来自当时的特殊政治原因:即,因长江以北之中原屡受‘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等变故,大量世族及平民迁徙江左。早期迁居者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族墓区,或是没有在江左长久居住的计划,只能向本地土著世族租赁墓地,待正式定居后,再迁回先人棺枢。因为政局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大部分租赁的墓主,不可能再被迁回原籍,也没有被子孙回葬新置的家族墓区。于是,大量‘租冢’出现了。”北京金石学家王琳先生则持“关于租冢,浙江有大吉买山地摩崖”刻石以及“本砖文字为篆书,应是官方文字。证明此租冢时期由官方审定。”的观点。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一统江山并锐意革新,励精图治,之后十年西晋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繁容稳定,成为史称“太康盛世”的历史上升期。至于篆书砖铭则屡见不鲜,此“太康三年”篆书的书写并不规范,制作虽称精工书法却不是最美的。我觉得王琳先生把“租冢”与“买山”联想倒是一条好思路。浙江传世的“大吉买山”摩崖刻石、东汉“建宁元年山阴五风里番延寿墓莂”、三国吴“神凤元年壬申三月六日孙鼎作莂”等文物,说明该地有敬畏土地公和山神的风俗,选择墓地要郑重其事,小户人家限于经济能力,治冢规格和规模相对简陋,达不到作“买卖”的程度,谦称“租冢”。“买山”镌刻在摩崖,墓莂、砖铭制作了随葬交付地下,阴阳两界的交易即告完成。

西晋“元康三年□日溧阳钱作”砖拓

“元康三年□日溧阳钱作”铭文砖出在江苏溧阳的老城区,砖为楔形,小端锲刻纹饰似为“三光”。“三光”者,班固《白虎通·封公侯》曰:“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庄子“说剑”篇谓:“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法民意以安四乡。”大端砖铭反书十字,没有常见晋隶那种蚕头燕尾过分程序化的俗态,苍劲古拙,有一种骨力强健的纵逸之势。稍晚的“太安二年岁在癸亥八月一日句章夏造”砖出浙江,西晋惠帝司马衷时物。“句章”古城名,是宁波地区历史上最早的城市,传为越王勾践所筑,秦汉、两晋为会稽郡属县,东晋隆安四年后遭毁弃。书法清朗典雅,沉静蕴蓄若有仙风道骨,雕模制作亦精致逾常,线条凝练紧结毫不松懈,绝非一般俗手所能,乃砖铭中上乘佳作。这两品西晋砖铭,可窥江浙一带当时书法气格的高迈和制砖工艺精美之一斑。

东晋却有“江左风流王谢家”。因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中原满目疮痍,世族举家南迁,“衣冠渡江”王谢豪门世族带来的影响及魏晋后逐渐形成的独特审美观念,给人全新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境界。东晋余姚丈亭镇渔溪村出的“咸和元年岁在丙戌八月廿日李氏”砖,楷法精熟,体势纵逸灵动,气息清朗雅正,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晋人品藻嵇康说“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借评此砖亦无不可,而固化的唐代楷书,于此真可行个注目礼并在内心发出由衷感叹。东晋“永和九年”砖为藏家的热捧,因公元353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挥毫写下的名篇“兰亭序”,成帝王、书家的万千宠爱和心摹手追物,遂演化成藏家爱屋及乌的一个书法情结。这十品砖铭拓片,正反书都有,或恣肆奔放,或秀气内敛,隶意楷法乃至行书体势皆具,都出自浙江北部区域。不难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对“兰亭序”真伪的论辩时曾引用过同时期的砖志等出土资料,虽血脉相通,但金石本体和笔墨纸张的区别,犹如龙子九样各有神通。材质的不同和用途的分明也注定其表现上的各自为政,存在的只是一种大而笼统的共同规律。从设计、制模、脱坯、烧造多道工序,砖铭体现的多为理性和共性。作为金石欣赏和创作借鉴,砖铭不可或缺,从书写的角度来论证彰显个性的兰亭序墨迹的真伪,却并不贴切。在此罗列的十帧“永和九年”砖拓尚且面目各异,但与兰亭论辩中列举的砖志同一时代,性质相似气息相通,对比传世的兰亭墨本,差异就更加一目了然。

若以艺术鉴赏为目的,隋唐以后的砖铭便会少人关注。得自湖南长沙的南齐永明三年“桓幽州八世孙之墓/齐永明三年”砖铭,时在公元485年。简捷明快的楷书体列至此渐至成熟,用笔刚健,若刀砍斧凿,神似北魏“龙门二十品”。而晚它两年的“魏太和十一年”北魏反书砖铭,出自山东青州地区,隶意尚存,却有一丝南方砖铭平正淡雅意趣。浙江南梁砖铭“大同十一年作”借了鲁迅用过的同名砖砚大名和相关故事,成藏砖人的尤物。虽天趣尚存,但气息弱,线条偏向绵软。公元581年隋朝立,隋文帝的第二个年号是“仁寿”,公元604年的“仁寿四年作”砖铭正是“仁寿宫变”,隋炀帝上位之年。秦汉时的朴拙厚重,刚健使气之风渐行渐远,魏晋的天趣不在,已现疲软颓势的书体,预告着“唐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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