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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情中国梦」玉垒花灯戏：社区移民的文化记忆与传承

时间：2022-11-21 09:57:13 来源：陇南文县发布

大家好，「白马情中国梦」玉垒花灯戏：社区移民的文化记忆与传承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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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戏是由花灯歌舞发展而来的一种戏剧艺术形式，属于民间小戏剧种。一般主要流行于南方，如四川、湖北、云南、贵州、江西、广西、浙江、湖南以及陕西南部等地。花灯戏约始于明代。据花灯戏历史较早的四川方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洪雅“元夕张灯放花结彩棚，聚歌儿演戏剧。”（《洪雅县志》）嘉靖元年阆中五月十五日瘟祖会、城隍庙会等“醮天之夕，锣拔笛鼓，响遏云衢，演灯戏十日。”(《阆中县志》)可见，明代时四川花灯戏已经比较普遍。

甘肃陇南文县碧口玉垒乡一带自明清时流行花灯戏，至今展演传承。每到春节乡村祭祀仪式时，玉垒乡村必演花灯戏娱神酬谢。在普遍流行秦腔、曲子戏等民间戏剧的甘肃，花灯戏无疑有些“与众不同”，那么，玉垒花灯戏来自哪里，怎么传播到玉垒乡一带，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2015年至2017年，课题组先后3次在春节期间赴碧口镇玉垒坪、冉家村田野调查，调查过程中，我们对花灯戏历史及展演仪式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记录，至今笔者仍与主要采访人保持密切联系，数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了解花灯戏的历史和传承情况。通过几年的调查，我们对玉垒花灯戏有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移民带入的戏剧文化

甘肃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巴山区,古称阴平，东接陕西,南通四川,素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称。文县碧口镇玉垒乡一带，与四川广元、青川县、平武县接壤，无论方言、生活习俗等都与四川十分接近。民间甚至有“湖广填四川，四川填文县”之传说。据碧口镇百岁老人张锡田写的《古镇考录》记载：明清时碧口是甘川两省的水旱码头，商贾林立，“人口移动频繁而复杂”，外来族姓先后有高姓、杨姓、豆姓、冯姓、丁姓、王姓、袁姓、张姓、孟姓、韩姓、何姓、强姓、杜姓等十多家，其中明末时由“湖北麻城区迁此”的袁姓、张姓家族与玉垒花灯戏的流播传承结下不解之缘。张锡田老人写到：“玉垒关袁、张二姓居多，他们祖籍皆由湖北迁入”且“带来了花灯社火风俗。”《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玉垒花灯戏”条目亦载：“明代有一袁氏家族，原籍本系湖北，其中一支移居四川酉阳，生活多年，后又移居文县玉垒。”根据我们这几年在玉垒乡的田野调查，当地人一致的说法是，袁家和张家是老表亲戚，他们从四川到碧口一带采矿，袁家先来，张家后到，随着人口的发展，袁家、张家遂成为玉垒一带的大姓人家。

当然，我们不是要考证袁家、张家祖籍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袁家、张家原籍是湖北麻城，明朝移民期间他们先到了四川，由四川再到碧口，而且带来了四川的花灯戏。因此，袁姓和张姓人家是玉垒花灯戏主要的传承传播者。

关于花灯戏，玉垒民间至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约在明万历中期（公元1519年前后），袁氏家族中叫袁应登的上京应试前，曾给“三官庙神”许愿，如果上京高中，回来塑金象，唱大戏祝贺。袁应登上京果然高中，官封千总，袁氏家族为了庆贺袁应登及第封官，在玉垒坪重修三官庙建戏楼，酬神唱戏，由于当时本地无戏班，于是，袁家赴酉阳请来秀山花灯班，并与本地歌舞耍灯结合起来，配以唱词和简单的情节，搬上舞台进行表演。此后，玉垒坪花灯戏的演出成为惯例，每年正月初二到十六连续演出半月，久演不衰，延续至今。

袁应登高中武举，官封千总的传说从正史文献难以查考详实。不过，这并不重要，透过这个传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有着南方浓郁色彩的花灯戏是怎样传到了甘肃，带着移民文化烙印的玉垒花灯戏对袁家、张家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影响。因为，袁、张两家的迁徙不是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但是，正是这样平凡的小家族的迁移，却带来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戏剧文化。而且，500年来袁、张两家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一直传承着展演花灯戏的集体记忆。从我们调查情况看，袁家以祖先武试及第，官封千总引来花灯戏为荣耀，张氏家族作为同是来自“湖北麻池”且与袁家有老表亲戚关系的缘故，对花灯戏也有着传承传播的自觉，这其中包含了强烈的乡情情结与故乡文化认同。可以说，通过花灯戏展演，袁、张两家将花灯戏的社会记忆传播维持至今，这对增强袁、张家族的文化认同，整合族群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仪式展演时空的集体记忆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曾指出：“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很有可能是通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保持的。”或言之，当一种民俗事项以仪式的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时，对一定社区共同体来说，就具有了集体记忆的特征。和其他民间戏剧一样，玉垒花灯戏并不是商业性演出，其展演的时间、空间具有固定性、重复性特点。

时间上，玉垒花灯戏主要在春节时的祭祀仪式中演出，每年正月初二开始演出至正月十六结束，演出的本质在于祭祀祖先、祈求丰收、驱灾纳福。《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载：玉垒一带“每年春节期间耍灯，群众称为“赛社火”。在民间乡村社火、花灯戏等各种仪式活动比较普遍，随着时代的演进，玉垒花灯由早期的“社火”发展为比较成熟的民间小戏，但是演出的时间是固定、重复性的，“祭祀主敬”酬神娱神的本质特点没有改变。可以说，在具有周期性、重复性的展演中，花灯戏蕴含了丰富的象征性文化意义。

空间上，玉垒花灯戏通常在村里神庙戏台上演出。开演前先去神庙祭祀，当地人称“给老爷打招呼”，演出后再燃表烧香以示整个展演结束。这里，花灯戏作为整个祭祀仪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存在。2015年春节，我们去冉家村调研玉垒花灯戏，当时他们在村办公室前空旷处表演，据村民介绍说，花灯戏主要是演给神看的，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庙和舞台，当问到神庙在哪里时，村民说，神庙在汶川地震时被震塌，等庙修好了，就要到庙前面的舞台去演出，现在只是临时的。2016年2月17日，我们再次去冉家村调研，正好新的舞台建成，舞台前方200百米就是冉家村的方神庙——金海龙王庙。当时庙还在修建中。据村支书孟兴钧介绍，新的舞台是在旧址上建的，“文革”前这里就有一个舞台，对着前方金海龙王庙。他还说“过去村里老百姓唱戏都是唱给神的。”

2016年春节去玉垒坪看花灯戏演出，舞台是临时搭建，非常简陋，但所搭建舞台的位置也不随意，据当地人讲，1976年蓄水修发电厂时“三官庙”被淹，现在搭建舞台的位置在当年“三官庙”附近。

乡村祭祀仪式的本质特点决定了玉垒花灯戏展演活动和所有仪式空间一样，不是世俗、纯粹的表演空间，而是神圣的祭祀空间，表面上看展演是世俗狂欢的，但本质上旨在体现敬神娱神、沟通人神，代神宣教的精神意图。

总之，玉垒乡各村春节期间举行祭祀仪式，包括花灯戏展演在内，是乡村传统文化习得与传承很主要的方式，玉垒人对花灯戏的集体记忆正是通过在特定时空中具有仪式感的展演最终实现民众对花灯戏记忆和叙事的代代相传。

明代状元冠

第三，文物、传说的文化记忆

集体记忆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精神内涵，从文化符号学看，花灯戏作为一种重要的符号，除戏剧民俗展演外，还有民间传说、戏剧文物等一起建构、丰富了花灯戏的历史文化内涵。2015年在冉家村调研，我们看到了《中国戏剧志·甘肃卷》记载的明万历年间在花灯戏形成初期，创始人袁应登为演出制作的道具“九节鞭”。此鞭用“桑木旋制，全长一米。手柄上共有九节，顶端稍细，手柄上、下各有雕成的八卦棱形木陀。”冉家村袁氏后裔花灯戏传承人袁军用红布包裹，放在祖先伺堂珍藏。

明代冠

此外，玉垒人还演绎了袁应登梦见“三官神”喜听花灯戏的传奇故事。这里节选如下：

袁应登许愿考中武举人后，不敢食言，回家后重塑了三官庙的所有神像的金身，并在庙内搭建起台子，去请戏班子唱戏。不料，他跑了邻近甘、川两省的好几个地方都没有请来。因为戏班子都嫌玉垒坪山大沟深，行走困难，不愿前来。无奈之中，袁应登只好请来与家乡只有一山一江之隔的四川南坪县唱花灯调的民间艺人来演唱。开戏前，袁应登率族人焚香跪拜，恳请三官诸神宽恕“食言之罪”，并应允戏演完后，自己和夫人将在大殿陪诸神同住一宿。这天晚上，南坪的艺人们演唱很卖力，开场演唱了《大赐福》，中间演唱了《披红袍》、《全家福》、《赐官》、《柳花店》、《华灯会》等曲目，最后的压场曲目是《天下共乐》。艺人们唱得非常认真，观众叫好声不断，此起彼伏，很是热闹，足足演唱了两个多时辰。当晚，袁应登及家人在大殿里燃烛焚香，重新置换丰盛的供品。跪拜后，袁应登将夫人等女眷安置在后殿歇息，自己在大殿守夜。忙碌了几日，他不免身体困乏，时至三更，不觉浑然打吨，走进了梦乡。在梦中袁应登只觉得三官诸神将自己拥人席中，饮酒闲谈，甚是爽快。席间，众神向空中招手，引来四方唱神，在大殿之中演唱，极为动听。在渺丝竹里，袁应登觉得众神演唱的曲子非常熟悉，仔细一琢磨，众神演唱的曲子正是今晚民间艺人们演唱的花灯调。再看各位神仙，都沉浸在曲调声中，袁应登便不由自主地跟着学唱起来，且越唱越有味。在不知不觉中，雄鸡高唱，袁应登从梦中醒来。他觉得此梦是三官诸神的一种暗示，说明神仙喜欢花灯调。于是，袁应登叫族人后生拜南坪的艺人们为师，学唱词曲。从此，文县玉垒坪的人不仅会唱“花灯”曲调，而且与文县的民歌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取名玉垒花灯。就这样，玉垒花灯很快在甘肃文县一带流传开来。

显然，传说故事的核心旨在为确立花灯戏合法地位提供民间观念的支持。一般来说，移民社区比较重视自身历史文化的累积，譬如早期移民的传奇故事、奇闻异事等都会成为后代移民重点叙述的内容。以上文物及传奇故事一方面反映了玉垒袁家、张家对花灯戏历史文化的追溯，一方面通过花灯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袁、张家族文化认同的“历史依据”。

玉垒花灯戏作为一种世代相传、至今在民间活态的戏剧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它既有来自南方移民世代展演的文化传统，也有长期以来与玉垒民众交流融合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今天，在玉垒乡不论是袁家、张家，还是其他姓氏家族，花灯戏对整个玉垒人都是充满情感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是玉垒人长期基于共同生活经验和分享所形成的集体记忆。诚如百岁老人张锡田说的：“花灯戏遍及玉垒乡，在李家坪、冉家坪、魏子坪、古仓山、梧桐山皆有花灯戏的剧组”而且“由于它简易，通俗大众化，人人喜爱，在民间颇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