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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飞经》的版本与作者「灵飞经刻本」

时间:2023-12-09 08:34:32 来源:搜狐

《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本第一开

楷书自汉魏之际形成以后,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书写中最为重要的字体,而小楷则在日常的书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科举考试的试卷、臣僚写给皇帝的奏章,都需要用工整的小楷来写。千百年来,写一手工整、漂亮的小楷是每个读书人的基本功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件小楷作品能够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中,有一件相传为唐代钟绍京所书的小楷《灵飞经》广受赞誉,被誉为“铭心绝品”。小楷《灵飞经》的版本有四个,分别是仅存四十三行的墨迹本,以及三种刻本——渤海本、滋蕙堂本和望云楼本。至于此卷小楷的作者,也是有钟绍京和写经生两种说法。

《灵飞经》的墨迹本与刻本

这件小楷《灵飞经》所写内容为道教的经典,最初为《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和《上清琼宫灵飞六甲箓》的合抄本,流传至明代中后期时,仅剩四十三行,即《灵飞经四十三行本》,或简称《四十三行本》。

明末清初,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记录,这卷墨迹本的《灵飞经》为玉真公主请人代写后呈送唐玄宗李隆基,后经宋代宣和内府收藏、有宋徽宗的题签和宣和内府收藏印,再经元代袁桷、倪瓒、王廓等人鉴赏,至明代杨士奇、董其昌等人题跋,可谓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佳作。现存的四十三行墨迹本是中间的一段,顾复所提到的这些题签、收藏印和元明两代人的题跋均已不见。

清代乾隆年间的钱泳,在他的《履园丛话》中详细描写了这件《灵飞经》为何只剩四十三行的原因。原来是董其昌曾将此卷《灵飞经》与陈之伸抵押借贷,后索还的时候,陈之伸将《灵飞经》悄悄割下四十三行,而董其昌并未觉察。后来陈之伸再向董其昌问到《灵飞经》时,归还董其昌的部分已经被董氏售与他人。

此后,这卷四十三行本《灵飞经》传到翁同龢之手,累数世之后,被其子孙翁万戈捐赠给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刻本是指将墨迹刻于石碑、枣木板等材质上,通过传拓的方式制作的碑帖,在影印技术发明之前,传拓是经典书法墨迹能够被大量复制和广为流传的主要技术。《灵飞经》的墨迹在明代中后期即被刻成,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渤海本、滋蕙堂本和望云本。

渤海本,出自《渤海藏真帖》,刻于崇祯三年(1630),由浙江海宁陈之伸编次、苏州章镛摹勒。清末杨守敬《学书迩言》称:“其中《灵飞经》一册,最为精劲,为世所重。”滋蕙堂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由嘉祥曾恒德所刻,为渤海本之翻刻本。望云楼本以四十三行墨迹本刻石,由清人谢恭铭审定,陈如冈摹勒。据钱泳所记,四十三行墨迹本被吴余山收藏,谢恭铭借去刻石。

小楷《灵飞经》的作者

关于小楷《灵飞经》的作者,历来就存有争议,有钟绍京和唐写经生所作两种说法。

钟绍京(659—746),字可大,在武则天时代即因擅长书法而入直内阁,后因协助时为临淄王的唐玄宗李隆基平复“韦氏之乱”而被重用,官至中书令,封越国公。钟绍京因擅长书法而名噪一时,并且收藏了大量的古代书法经典。唐代张怀瓘《书估》记述道:“近日钟尚书绍京,亦为好事,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不能至真书一字。”可见,钟绍京擅长书法且收藏古代法书所费不菲。

元代书法家袁桷被认为是最早认定《灵飞经》作者为钟绍京的人,他在《清容居士集》中写道:

《灵飞六甲经》一卷,唐开元间书。当时名能书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变习行体。独钟绍京守钟王旧法。余尝见《爱州刺史碑黄庭经》,无毫发违越,至开元间从贬所入朝,一时字画皆出其手,此卷沉着遒正,知非经生辈可到,审定为绍京无疑。

继袁桷之后,董其昌也将其作者判定为钟绍京。启功先生判断非钟绍京所书的依据,主要是根据书法的艺术风格。从书法的艺术风格来看,此卷《灵飞经》与敦煌所出的大量写经体非常相像,与文人士大夫的楷书作品的艺术风格有着不小的差异。

顾复《平生壮观》和董其昌题跋中均提到,他们所见到的全本《灵飞经》墨迹,有宣和、政和小玺与宋徽宗赵佶题签。从流传下来的诸多宋徽宗赵佶的题签来看,一般都会写明作者和作品,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李白《上阳台帖》,即有宋徽宗赵佶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帖”;展子虔《游春图》上也有宋徽宗赵佶所题“展子虔游春图”。

顾复查阅了《宣和书谱》,既不见这卷《灵飞经》的踪迹,也不见收录钟绍京的大名,因而提出,为什么此卷会获得宋徽宗赵佶的题签呢?对于这样的疑问,顾复记载了当时收藏者的回答,说此卷经的内容必然受到皇帝本人的青睐,不会让它与作为玩物的《宣和书谱》所收录的那些书法作品混在一起。顾复对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满意的,但他依然没有肯定地质疑此卷作者并非钟绍京。想来原因有二,一是钟绍京传世书法很少,顾复没有见过钟绍京其他的书作,无法对比分析,其依据必然是徽宗的题签;二是从书风风格判断,此卷确为唐人所书无疑,其时尚无多少写经体出土,没有参照,顾复无法得出结论。

由此进一步推测,元代的袁桷、明代的董其昌得出此卷为钟绍京所书的结论,必然也同样是因为见到徽宗题签的缘故。而董其昌之后,流传的四十三行本,正如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已经失去了徽宗的标题。清代书法家王澍认为其并非钟绍京所书,原因有四:一是,这卷《灵飞经》在宋元以来并不著名,直到明万历年间才名于一时;二是,经上的落款为“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钟绍京没有此号;三是,王澍自己曾得到一卷唐经生书《三弥底部论》,其字形、笔法与《灵飞经》毫发不差,但显然并非钟绍京所书;四是钟绍京人品不高。

前文提到,启功认为这卷《灵飞经》显然是写经体,系写经生所书。小楷《灵飞经》纵然为写经生所作,作者也不是一般的写经生。写经生是指那些专门替人抄写经卷赚取薪资的人员,他们一般是寺僧、经生、朝廷书吏。此卷既然为玉真公主所请之人写成,其人是朝廷书吏的可能性比较大。启功说:“《灵飞》本身的书法,在唐人写经中允推精品,试用敦煌所出那么多唐人的写经来比,够得上《灵飞》那么精美的,也并不多。”

综上所述,尽管对小楷《灵飞经》的作者尚有争议,但它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小楷佳作,凭借其不同的版本在晚明和清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王洪义,系吉林省教育学院副教授)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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