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和他的\\「精神病画家」

大家好，精神科医生和他的\\「精神病画家」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600号画廊展览现场。 （张依依/图）

2021年8月末的一个下午，30岁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陈智民站在走廊上，接待当天的第6批记者。他们指着墙上的六十多幅画作，询问画面中“多次出现的三角形”“星星”“放射状线条”是什么含义

偶尔，陈智民会大胆地用上“洋气”“现代主义”“抽象派”这样的形容词，但更多时候，他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建议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一周内，这家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600号的医院两度登上热搜：“金镶玉”造型的月饼和刚刚开幕的“600号画廊”。突如其来的热度，与其作为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属性不无关系。

这些作品色彩丰富，线条简单，几乎没有任何透视和阴影，像是儿童画。但展签标注的“B1病房”“B3病房”“日间康复中心”，透露出创作者身份的不同寻常——他们是陈智民的15位“病人艺术家”。

两年前，陈智民开始在精神障碍者中寻觅具有独特天分的“艺术大师”。他递给患者空白的画纸，让他们自由发挥，不预设主题。这是一场在医院里开展的跨学科实验，像是等待一颗不知名种子落地开花。

康复科仓库里找“艺术”

与600号画廊一门之隔，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总院（以下简称“精总”）的日间康复中心。一些已经出院、病情比较稳定的患者，白天像上班一样来到这里，傍晚再回去。

空间里摆放着健身器械、乒乓球台，不同的手工艺材料散乱在桌面上，墙上同样有一些画作，没有画框，随意张贴着，内容大多是卡通画的色彩填充。两年前，陈智民在这里率先尝试了自己的构想，并逐步扩散到不同的病区。

不知该画什么的时候，许多患者会从简笔画的人像和房子入手。尖尖的顶，方方正正的房屋——一种城市中并不常见的建筑形态，更像是来自童年美术教育的记忆。

烟草厂设计师背景的老陈沉迷于“黑洞”，他用患病前便拥有的绘画功底，堆叠出一圈圈神秘的螺旋星球，云朵、星星和烟火在周边绽放。

老陈作品《黑洞》。 （受访者供图/图）

年过古稀的老徐揣着好几本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创作的诗，绘画也同样充满诗意和想象力。

还有钟情于丙烯材料的一位小个子患者，一度非常喜欢在涂黑的背景上画脸谱状的对称图案，后期逐渐演变出以线条、几何元素将画纸铺满的装饰性风格。

只有大概一半的人能解释自己的作品。这类创作者通常也会认真地给作品题下一个名字。

老徐的标题常常像一句现代诗。《宇宙拉住星星，星星冲破宇宙》是各色的五角星被线条围绕在一起；《学习数学和英语的必要性》充满数字和单词元素。

老徐作品《宇宙拉住星星，星星冲破宇宙》。 （受访者供图/图）

余下的则将谜题留给了世人，并好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样，将作品命为《无题》。

已经发展出的风格也会“退化”，陈智民发现，当一位患者抱怨起脑袋空空时，画作就会回到初始的卡通图案状态。

陈智民并非艺术专业出身，他凭借兴趣和直觉记录下这些看似有意义的细节。

2019年，博士课程进入第四年，研究文艺精神病学课题的他受到“原生艺术”概念的吸引，对这种受精神病人自发创作启发、强调本能和天赋创作的艺术形式产生极大兴趣。同年，他在院内举办了一场小型画展“精神的颜色”。

彼时，他并没有条件去打造一个创作空间，只能一头扎进康复科仓库里，在攒堆着数万张画的黑色大垃圾袋里，翻来覆去地寻找“艺术”。

住院病房里，患者每天都要进行多项康复训练，这些纸堆就是日复一日的绘画活动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随意涂鸦或临摹、涂色的“手工作业”，画纸也褶皱发黄。

但陈智民仍花费了两三个月，筛出一批“具有一定创作意识”的作品。他想，自己必须先拿出一些常人眼中有价值的画作，来说服院方支持他的构想。

那次画展，艺术家陈鑫培志愿参与其中，并为一部分作品写了艺术评论。至今，他仍对两幅画印象深刻：一幅是纯黑色的速写头像，“寥寥几笔，把内心的阴郁和恐惧刻画得入木三分”；另一幅是用蓝色线条勾出的一个杯子，杯口椭圆，杯底却是一条直线。

“透视什么的完全不存在，但他画得非常果断，充满自信。要我画肯定画不出这种东西，我被应试的那种绘画训练给搞死了。”陈鑫培说。

“绘画之后活得更像人”

“精神的颜色”画展为陈智民的探索打开一个小口。大半年后，他被调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在B1病房后走廊，觅得一个可以让住院病人绘画的固定场所。

他分批邀请住院病人前来，一些人画了两笔就失去兴趣，他也不过多挽留，“因为你不可能强迫一个人成为艺术家”。

数月过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四五个。其间也有让人分外可惜的，一位患者初次下笔便展现出自如的抽象风格，他从不解释自己的作品，但发挥十分稳定。画了三四个月，他却突然宣告“封笔”，如何劝也不愿再画。

原生艺术创作需要指导者密切关注创作者的状态，提供适当的反馈。这是一种与康复训练截然不同的思路，能服务的也只是少数真正有兴趣的病人。

而单调的住院生活也让许多患者“脑子空了”。常年的封闭下，他们比同龄人显得更加衰老和呆滞。失去创造的热情，没有新的主题可画，这在患者中颇为常见。

B1病房的九十多张床位中，只有六七张床会轮转，其余都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有的甚至已待了二三十年。上了年纪的患者，即使状态好转，若家人不愿来接，也无法出院。他们病情稳定，甚至不再被称为病人，而是“休养员”。

陈智民在病房外的走廊为休养员分发画纸。 （受访者供图/图）

除了一两位曾表达回家的愿望，绝大部分人已经接受现实，“他知道自己就是回不去了，所以也不再挣扎了”。在不止一个人的作品里出现过窗户护栏，这是从病房向外望，一道四季不变的风景。

在这样的氛围里，还有人在尝试色彩和表达，本就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临床上我们有很多量表、打分的方式，但在我看来，绘画就是他们精神得到改善的证明，没有比这更加直观的证据了。”陈智民说，“你能感觉到他们绘画之后活得更像个人。”

留下来的“艺术家们”，和他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关系。传统意义上，住院医生与病人的交流仅限于查房、开药，再无其他。陈智民过去也是如此。现在走进病房，其他病人无动于衷，但那几名“艺术家”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他们很信任陈智民，身上哪里不舒服，只独独跟他讲；陈智民则会偶尔给他们塞些小零食。“绘画这个东西变成了一条隧道，你可以通过它跟病人的内心进行沟通。”

平时状态呆板、彼此不搭理的休养员们，一到画室里就变得像小孩一样。全神贯注地绘画，画作交流侃侃而谈。“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温馨，好像再寻常不过的邻里街坊一样，是有情感交流和生活气息的。”

病情改善，绘画更贴近现实

慢慢地，陈智民开始能够辨认出发病期患者与康复患者之间的不同。

评判标准之一是画面整体的关联性。比如《高山流水》，创作者用三角形代表高山，横杠代表流水，画面极致简洁，但元素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有机整合在一起的。

“再怎么离奇，只要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就会觉得思维过程至少是完整的。”这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身上尤其明显，相比于精神分裂患者，他们更具备描绘特定叙事的能力。

实际上，600号画廊中此次展出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如此。15位创作者大多为休养员或是曾来往于日间康复中心的康复者，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平稳。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急性病人。2020年底，陈智民的病房曾住进来一位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初次见面时，这位患者难以交谈；药物治疗后，开始能够简单问答；两个月后，患者出院。

这两个月期间，陈智民让他参与到画室的活动中。随着治疗的介入，后者的画作风格变化巨大。最初元素凌乱，内容毫不相关；一周之后，画面变得言之有物，有田野、河流，以及模仿的图案；又过了两周，开始出现稳定的线条风格，内容也贴近日常生活，每幅画有主题，比如路灯下的篮球场、病房活动室、散步的人。

陈智民总结，随着病情改善，绘画是变得更加贴近现实，“但同时越来越像儿童画”。

这种对比甚至被运用到诊断过程作为参考。

一名年轻的女性患者起初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她最早的一幅画，是混杂了各种颜色的一团雾。当时，陈智民做了记录：她用两支一模一样的笔，各自代表她的两只眼睛。她说作画时是“在梦境中”，画完感觉自己从“旋转”变到“睁开眼睛”。

发病前，她是一名美术生，画作多是传统的素描练习和工笔画。住院时，绘画风格与过去大相径庭，连笔法也退步了。

看到这些画，陈智民直觉认为，她应该是精神分裂症。双相患者情绪会异常高涨或低落，反映在绘画中，就是突如其来的急促着笔，但画作思维大体完整；而精神分裂者的画作，则“跟一个电脑中了病毒一样，非常古怪”。

由于原先治疗方案效果有限，这名患者被提请专家会诊。其间，老专家听取了绘画治疗汇报，也请患者解释了画作。最终，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更换用药之后，症状很快好转，三个月之后便出院了。

后来，这个案例被收录进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精神分裂症临床案例析评》里。北大第六医院医生马燕桃的案例评语是：“从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去诠释作品，有牵强附会的嫌疑，但对于患者创作感受的沟通和理解却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女性患者，入院后的第一幅画。 （受访者供图/图）

难以开展的“癫狂艺术”

600号画廊是国内首家精神病院里展示精神障碍者作品的画廊。而院墙之外，南京鼓楼区和建邺区的两个社区里，艺术家郭海平的团队正做着与陈智民类似的实践。

早在2006年，郭海平就在南京祖堂山医院进行过一场为期三个月的实验，为100位患者提供绘画机会。他与该院精神科医生王玉合著的《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一书，一时掀起大范围讨论。2014年，他创立南京原生艺术中心，在社区为精神障碍者开办艺术工作室。

杨旻是最早的学员之一。刚来时他不理解创作是什么，对他来说，绘画就是“把脑袋里的东西理顺了”。疾病给他带来很多幻觉，乱成一团。“比如说，你这时候想的是一个茶杯，然后突然一下变成矿泉水瓶，这两个东西就交织在一起了。”当他把它画下来，心才能安定下来，不再被这个东西困扰。

以前，他几乎每年都会发病；开始绘画之后，发病情况大为减轻，近几年已没再住院。

单亲妈妈丽洁（化名）也会产生各种幻觉。郭海平告诉她，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闭上眼睛，“看”到什么就画出来。

杨旻作品《电休克治疗》。 （受访者供图/图）

丽洁作品《梳子》。 （受访者供图/图）

许多媒体将郭海平称为中国原生艺术的拓荒者。然而15年过去，这个领域似乎仍是一片荒原。

除了上海精总，国内多家精神病医院都试图推进原生艺术的实践。常州市德安医院、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建立了原生艺术画室；宁夏社会福利院在2017年与郭海平的工作室合作，举办工作坊和“原生艺术交流展”；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康复科的医生也多次来南京参加原生艺术的体验营。

但他们都在同一个“玻璃迷宫”中穿行，将这项服务常态化运行面临着重重挑战。陈智民曾列出自己遇到的困难并发给郭海平，“我一看，这些都是全国性的问题”。

郭海平说，国内的精神疾病治疗仍是建立在吃药之上的，精神问题都被生物化，靠药物针对性地将各种症状压制下去。整个服务体系很难容下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以及对个体差异性的包容。

最基础的就是时间。在南京的社区里，学员基本整天都在，可以绘画，也可以与人交谈或构思灵感。但医院，艺术治疗通常高度限制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根据郭海平的经验，一名“病人艺术家”找到自己的语言最少要三个月，成熟可能需要持续三年。

为消除潜在风险，病房内能提供的画材也极其有限，病人连一支原子笔都不能拿。陈智民想摆放一些画册书籍，也只能是软皮的。

医院人手不足，每位医务人员工作量都很大，无法在单个病人身上付诸额外的时间，用药成为最直接的抑制方式。郭海平回忆起自己在祖堂山医院见到的一幕：病人想要画画，但手在药物作用下不停颤抖，拿不住笔。

一些有过住院经历的患者，对医生形象有负面联想。一次，郭海平工作室的一位老师穿了长款白衬衫，过后有家长反映，孩子看到这件衣服很害怕。郭海平不止在一名学员身上发现，学员一旦到了工作室就能很快进入状态，但在医院和在家都不太愿意创作。

2016年，祖堂山医院找到郭海平，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他再次见到过去结识的那些“病人艺术家”，当年他们的作品曾被媒体报道，在艺术馆展出；10年过去，这些人仍住院，但都不再创作，精神状态也不佳。

不过，陈智民对这件事的可行性从没有产生过怀疑。“因为确实也看到过国外那些病人，他们创作出了很棒的作品。”

如今，病房里的画室、医院里的画廊都已经实现了，他更长远的目标是像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曾经待过的圣安娜医院一样，拥有一座医院里的博物馆。

600号画廊展出作品：《神仙的地毯》（左）；《我在边疆》（右）。 （张依依/图）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