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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钢音乐作品「钢琴家陈钰」

时间:2023-01-28 08:53:09 来源:上观新闻

大家好,陈钢音乐作品「钢琴家陈钰」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9月23日,历经一年半的修缮,“最接近20世纪30年代原貌”的兰心大戏院再次开门迎客。而就在同一日,相隔不远处,举行了隆重的上海文化广场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

似乎是某种巧合——87岁的陈钢,与这两处文化地标彼此见证——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于兰心大戏院,盛况空前;1972年,“红色小提琴”系列《金色的炉台》首演于文化广场,将金色“洒满”了上海。

似乎不止是一种巧合——也正是在这个金秋,87岁的陈钢推出了自己的新著《岁月芳华》,以亲身经历诉说上海百年文化的包容、开放与进取,致敬永远流淌的“上海声音”。

「泪花中的《梁祝》」

2022年9月21日,谐音“就爱你”的这一天,87岁的陈钢收到了97岁的指挥家曹鹏的一封长信。

信中,曹鹏忆及自己在莫斯科首次指挥演奏《梁祝》时的情形:

“独奏家对我说,中国的五声音阶演奏较难,所以他和钢琴伴奏为此曲合练了三个月。而《梁祝》中还有一段用滑指来表现中国戏曲味道的大提琴独奏,对外国朋友来说也是陌生的。”

曹鹏说,自己正在筹办“百岁音乐会”。三年后,这场“百岁音乐会”上将再次奏响《梁祝》,“给我一生的音乐事业画上完美的句号”。

上观新闻:与何占豪合作创作《梁祝》时,您只有24岁。听说,这部小提琴协奏曲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陈钢:《梁祝》一出世就完成了,不需要任何修改。它将交响音乐的宏大叙事与中国戏曲特有的表现手法结合在一起,歌颂了人世间永恒的爱、不朽的情。它是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交响音乐,是我与何占豪为新中国诞生10周年献上的一份薄礼。

上观新闻:《梁祝》与众不同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陈钢:传统的协奏曲一般由三个乐章组成,《梁祝》却根据自身音乐发展的需要,写成了一首一气呵成的单乐章协奏曲。《梁祝》首演后,有评论说它不像协奏曲。但我觉得,原本能用一个章节写清楚的,为什么一定要用三个章节来表达呢?协奏曲的本质是协奏,而不是乐章的数量。我们之所以采用单乐章结构,是因为可以更加集中地表现《梁祝》的爱情主题,表现爱情与反抗两条线索的交织、冲突和人性的张扬。我想,这也是一种创意吧。

另外,常规的交响乐队编制是弦乐、管乐加上打击乐。打击乐中有锣有鼓,却从未有过中国板鼓。但是,当我们在《梁祝》中表现英台哭坟时那种“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悲痛欲绝时,需要非常强烈的戏剧效果。此时,几乎所有的西洋乐器都失灵了,都无能为力了。只有用中国板鼓才能叫破你的魂、敲碎你的心。所以,我们大胆地打破常规、另生创意,在交响乐队中加进一只前所未有的中国板鼓。从此,全世界所有的交响乐队,都必须在演奏《梁祝》时加进这个中国乐器。

几百年前,中国曾经为全世界的管弦乐队贡献过一面大锣;后来,我们又贡献了这只独一无二的板鼓。当年,指挥家曹鹏在苏联首演《梁祝》时,为找这只板鼓跑遍了莫斯科。最后,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格林卡博物馆看到了一只陈列的板鼓,如获至宝。

上观新闻:1959年5月,《梁祝》在兰心大戏院首演。作品初次与公众见面时,您在哪里?

陈钢:《梁祝》首演时,听众们沉浸在俞丽拿缠绵悱恻的琴声中如痴如醉,我却怯生生地躲在台后侧耳偷听。曲终人不散,空气像凝结的板块。我心想:怎么没有半丝反应?没有一点回响?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很短,也许很长,掌声突然一浪接一浪滚滚而来。大家鼓啊鼓啊鼓,深情地鼓、渴求地鼓,鼓了就谢幕,谢了幕再鼓,一直鼓到俞丽拿不得不将整首协奏曲从头至尾重新演奏一遍。从我自己的泪眼望出去,我看到很多听众眼中同样闪烁着泪花。

修缮后的兰心大戏院。 蒋迪雯摄

「不会忘记三个“第一”」

幼时的陈钢并没有音乐梦。

因为,学琴很不快乐。洋老师十分严格,弹琴时将一个火柴盒放在陈钢的手背上,每次一滑下来,便“啪”地打一下他的手。

比起音乐,陈钢更爱文学。他成天窝在被子里看书。写作文《我的志愿》时,他写:“我不愿做大官,也不愿发大财,只愿做个大文学家!”

然而,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民族、国家的命运改变。1949年,这个壮怀激烈的14岁少年,搁置下心中的文学梦,报名参了军。虽然,兜兜转转,他又被送回音乐身边——看似回到了原点,其实已经成长。

上观新闻:《梁祝》问世,新中国就此有了一部能代表民族文化形象的交响乐作品。这成功的“第一步”背后,您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陈钢:一方面,我有“家传秘方”。因为我生于一个音乐世家,耳濡目染中汲取了滋养。我的父亲又在审美情趣与音乐理论基础上,为我作了充分的铺垫。

另一方面,我比较早地踏入社会。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刚初中毕业,一腔热血要参军、要参加革命。于是,我就将初中毕业证上年龄一栏中“14岁”的“4”用橡皮擦掉,改成“8”,再涂一点酱油,搞得模糊一点,大胆冒充18岁,一路高唱着《国际歌》去报考华东军政大学。

一年后,我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机要干校。但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被告知眼睛近视不过关,要退回去。亏得我的指导员说:“你不是学过钢琴吗?我们培养你,到文训队去。”

文训队每月出资20元学费,把我送去跟马友梅教授学习钢琴。从文训队毕业后,我来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演奏员。时值抗美援朝之际,我尝试写了人生中第一首歌《我们是保卫和平的铁军》,有幸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得了5元稿酬。那首歌现在看着不太灵,但对于我有很大的激励,埋下了小小的、朦胧的作曲念头。

上观新闻:这段从军经历,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钢:这段经历中有三个“第一”,我永远不会忘记。

一是第一顿饭。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兵,开饭时拿来一个大饭桶。我近视眼,看着黄黄的,还没舀就闻到一股香味,以为是蛋炒饭。结果第一口咬下去,差点把牙齿咬掉——原来是小米饭。上海的小孩没怎么吃过北方的小米,所以我印象很深。可此前中国有很多老百姓,还吃不上这样的饭。

二是第一首歌。我们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我还记得,部队的区长、队长领着我们唱歌时,都是双手握拳、大拇指朝上指挥的。后来我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看到,里面的一位连长也是这样指挥的。这首歌,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一个符号,解放区的天就是明朗的天。

三是第一双鞋。那是我参军后领到的第一双鞋,是山东老大娘一针一线纳出来的,虽然是布鞋,但比皮鞋还厚还硬。后来我到山东去,看到田埂上都是老人、妇女、孩子,年轻人很多都在前线牺牲了。这双布鞋,就是老百姓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把孩子送到前线,把生命献给事业的见证。

我后来到过很多殿堂级的剧院,也有过不少艰苦的经历。这三个“第一”是我的人生起点,而这段经历也给我的成长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我带来了真诚、有力的信仰,伴我度过了风风雨雨。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始终相信我的初心没有错、没有变。

「作曲是一个“场”」

“哈啰,小潘!”9月2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中,陈钢与远在悉尼的潘寅林隔空对话。

潘寅林已是满头白发,但在陈钢眼里,他还是当年的那个“林中之虎”小潘。

1972年,潘寅林登上万人相聚的文化广场,首演陈钢创作的“红色小提琴”系列,拉的第一个作品是《金色的炉台》。这一拉,让“金色”洒满了文化广场,也轰动了整个上海。据说,学琴的人剧增,工厂一年间赶制了10万把小提琴。最火的时候,潘寅林过马路时,交警一看是他,红灯啪一下变成了绿灯。

《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美妙的琴声,凝结了时代的波涛与人性的渴望,成为特殊年代的一缕阳光。

上观新闻:《梁祝》之后,您为何选择创作“红色小提琴”系列?

陈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其实也渴望着用音乐来抚慰他们的心灵。当时,潘寅林刚在上海交响乐团晋升为首席,却常常为单调的演出曲目犯愁,于是他找到我,希望我能创作一些新的小提琴曲目。这份邀约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我一口气写了八九首小提琴作品,其中就包括现在最为流行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上观新闻:从《金色的炉台》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红色小提琴”系列听上去优美、热情,充满着希望。

陈钢:优秀的音乐作品,总会表现伟大的时代和普通人的心灵,就像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自然会在土壤中自由而有力地生长,最终成长为庇护心灵的绿荫。

我对“红色”是这样解读的,它是花样年华中的一抹朝霞,是蹉跎岁月里的激情浪漫,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玫瑰。在创作“红色小提琴”系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唱出”中国人的审美要求,把表现当时中国人对“阳光”的渴求、对生活的希望这种普遍诉求当成作曲家的责任。

艺术不可避免地会有时代的烙印,但能够传世的一定是跨时代、超现实的。马勒最悲剧的交响曲,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写成的。于我而言,我努力将生命的光亮和热情注入作品之中,描绘人性、亲情、温情的状态,表现人们对多彩生活复苏的渴望。

我的朋友程乃珊曾评价:“这些特定年代的曲子,有着浅白如春雨的旋律,恬淡如菊,如同过滤器,将焦虑、不安、怨愤和质疑都滤去,留下的是希望。”

上观新闻:除了作曲家之外,您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担负着培养更多作曲家的重任。您是怎样教学生的?

陈钢:我教学生的秘诀就是“不教”。我觉得作曲家是教不出的,美术家恐怕也是教不出来的。你的基本功可以很好,技术可以很好,作品可以像这像那,但就是不像自己,这样的作品能称为艺术作品吗?

我的很多学生都很优秀。我主要讲授一点我的审美理念,更重要的是还他们以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一些建议。当然,我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告诉学生。比如,你想写这类作品,应该同时听什么,从大家的作品中吸收营养、丰富自己。

我始终认为,作曲不是一门课,而是一个“场”,一个气韵生动的“场”。学生应该处于一种饱满的创作状态,而不是被动的练习状态。

有学生在我班上学习时,别出心裁地创作了一首无伴奏的大提琴独奏曲。为了模仿古琴的音响,他将大提琴调低四度定弦。演出后骂声四起,但我支持他。因为他不是在玩音响游戏,而是有意尝试将中国古韵与现代技术有机融合起来。民族的养料是我们创作的源泉,河流应当流入大海、流向世界、流向现代。

「放射上海文化的光芒」

前不久,陈钢出版了新书《岁月芳华》。这是他的第五本散文集,书中讲述了他的个人史、家族史,也是上海音乐史、文化史的生动一笔。

新书发布会定在新落成的上海图书馆东馆。发布会上,几位老朋友应邀而至:昆曲表演艺术家沈昳丽表演了《惊梦》片段,电影表演艺术家赵静讲述了她与陈钢相交的往事,“佐罗”童自荣深情朗诵了书中片段。

更多的老朋友,更多的上海风华,则在陈钢的笔端与指尖。

陈钢说,从“音乐人”到“写作者”,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上海的声音、上海的故事。他希望,自己能够用音符和文字书写这座伟大的城市,让她永远以最新、最美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上观新闻:您为何会推出这样一部新书?

陈钢:去年,《义勇军进行曲》灌录地“百代小楼”正式挂牌。当我跨进“小红楼”,顿时想起我与《义勇军进行曲》正巧同龄。当年,我们就是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与《国际歌》一起“前进!前进!前进!进!”的。

再走上“小红楼”二楼的陈列室,更是亲切万分。当年常来我家的叔叔阿姨们,都在墙上朝我微笑——周璇、姚莉、白光等等,是她们唱响了《玫瑰玫瑰我爱你》《苏州河边》《夜上海》《永远的微笑》等传世名曲;黎锦光先生还亲口告诉我,当年是如何写作《夜来香》的。

作家白先勇曾经对我说,上海对他而言,有着一种巨大的魔力和魅力。他自己也没想到,童年路过百乐门时见到的那些上海女性身姿,居然会在他的人生中留下经久不灭的印记,以至于成为他两部短篇小说的人物原型。

我想,上海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我的人生有那么多奇特的故事,我的朋友们有那么多值得回忆的故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勾画出上海的百年激荡、百年风华,应该记录下来、传承下去,再不讲就被遗忘了。由此,我要求自己进行一个角色转换,写下这些故事,也是一圆儿时的文学梦。

上观新闻:在您心中,有哪些故人、朋友特别值得书写和记忆?

陈钢:我对小提琴演奏大师斯特恩印象很深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跟他有过两次见面。从他身上,我能真切感受到,艺术家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单纯的人,比普通的人还要普通,比单纯的人还要单纯。真正的艺术家眼睛是透明的、无邪的,但在艺术上是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我们要做就做这样的艺术家。

今年5月,秦怡去世。她95岁时,我曾同她在墨尔本演出钢琴伴诵《鲁妈的独白》。我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每次琴声慢慢落下,她的眼泪总会掉下来。她是影坛巨星,是当年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但同时也是一个再也平凡不过的“亭子间嫂嫂”,什么都拿得起,什么都放得下。她是我心中的女神,一想起她,就会想到崇高和平凡、美丽和隐忍。

上观新闻:如果请您“书写”自己,您又会从何处着手呢?

陈钢:我觉得,艺术家、艺术家,艺术就是家。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我的家就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我的家就在世界文化的海洋里。作为在上海出生的艺术家,我的家就是上海的文化。

我最大的特点是特别爱上海,爱上海的摩天大楼和街头小巷,爱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江海关上的大钟声。

艺术上,我国第一个交响乐团、第一个音乐学院、第一个美专……几乎所有的“第一”都是从上海开始的。它们之所以诞生在上海,并非偶然。

什么是上海的城市文化?我记得,茅盾在《子夜》里面用了三个字——“光”“热”“能”。他说,上海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光”“热”“能”,这也就是现代文明同农耕文化的分界线所在。海派文化有三个特点:都市情怀、中西融合和雅俗共赏。由此,上海的文化创意不仅仅天马行空、神思连篇,还接人气、接地气、接市场、接百姓。

所以,近些年来,我也在做一些事,把一部分精力投到恢复、发扬上海文化中去,试图找回上海文化的音乐形象和音乐代言人。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找到内心的声音,找到人性的声音,找到上海的味道,找到城市的灵魂,这样才能放射出上海文化的光芒。

陈钢1935年出生于上海,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之一,创作过“红色小提琴”系列和交响诗曲《情殇》等,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17年获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

栏目主编:龚丹韵

来源:作者: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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