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谢天」

大家好，深切缅怀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谢天」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020年8月25日，上海财经大学发布讣告：上海财经大学原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天华因病逝世，享年70岁。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黄天华最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也是他自己躬身践行了一辈子的一句话。从1986年到2017年，黄天华心甘情愿坐了30年冷板凳，出版了300余万字的《中国财政制度史》，以一己之力填补了国内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的空白。

“马老师，您放心，我哪怕倾家荡产，头破血流，这条路我走定了。”

1982年，师从于马大英教授，在中央财经大学读财政制度史研究生的黄天华在听闻马老师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远超中国的时候，曾立下宏愿：“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花费多大代价，一定要把中国财政制度演变的历史研究清楚。”

往后余生38载，也曾倾家荡产，也曾头破血流，黄天华却用一生的坚持兑现了“中国人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研究”的承诺。

“做我们这行要甘坐冷板凳”

黄天华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刚起步的时候，研究中国宋代财政经济的中心在巴黎、东京，而研究中国前清、后清、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经济的文献史料，几乎绝大部分都存于美国。那时候，光是寻找文献材料，就耗费了他巨大的心力。

在《中国财政制度史》最终出版前的30年里，黄天华满中国地跑。上海图书馆和财大、复旦图书馆的资料看完了，就自费出差去北京——因为那里有财政资料丰富的财务部，后来又跑过西安、南京等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为了尽可能获得详尽的资料，他又自己拟定目录，托学院的外籍院长帮他影印杜克大学、哈佛大学的文献，之后又托人从日本拿到了一批材料。

又因为财政史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诸如军费、官俸、皇室财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业、邮驿、漕运、宗教、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所需要的史料几乎要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资料。为了完善不同时期的历史细节，他博览群书，但凡遇上非买不可的，就把书名、书号和出版社记下来，然后去新华书店碰碰运气。那时候，他家的4个书柜，再加上办公室的2个书柜，塞得满满当当的全是研究资料。

收集资料还只是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的第一步，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对资料文献的梳理、分类、概括。因为阅读材料既涉及近现代的版本，又有不少古籍，为了顺利研读材料，黄天华自学了甲骨文。从1986年，到2017年《中国财政制度史》出版，31年里，黄天华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书房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心甘情愿地坐了30年的冷板凳。每天埋首书堆，面对着浩瀚的文献材料，做大量的阅读、整理工作。有一次，他还对自己的妻子开玩笑说：“书房和监狱于我而言没什么太大区别，只要能得到研究所需的材料，我可以一直关在里面不出来。”

也会有遗憾的时候。30载书斋苦读，回过神来，黄天华发现世界早已物是人非，一同读研究生的26个同学，现在退休的退休，当官的当官，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还在坚持做老本行。但他说：“做我们这行的，唯有静下心来，否则就不要做，尤其是身处如此热闹的时代。”他又说：“我一直认为，能够坚持到现在，不为名不为利，完全是依靠一种信仰在支撑——中国财政的历史应当由中国人来书写，并且中国人做学问不比外国人差。”

“倾家荡产”也要做好中国财政史

除了资料搜集、整理难度之大，从19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财政制度研究的黄天华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缺乏经费。

因为财政制度史研究周期长，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想要通过学校申请课题经费往往不现实。这就意味着，一旦下定决心从事这项研究，那么，研究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都将由个人承担。

刚开始做研究那会，黄天华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基本都用于出差和购买资料。上世纪80年代，黄天华最开始出差那会，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之后，身上只剩2块钱，只能睡在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候车室。为了节省开支，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看到有用的文献材料，他就手抄，一笔一划记录下来。一日三餐也基本都选最便宜的，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直到90年代后期，物价涨了好几轮，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也大大见好，他日常出差的伙食仍然是最便宜的那碗阳春面。一次，他巧遇一个学生，请他住条件好一点的招待所，得知200元一晚的价格时，他觉得自己心在滴血，却不好意思拒绝学生的好意。

不止是黄天华自己的工资，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几乎耗费掉了黄天华整个家庭的积蓄。直到2006年底，在学校和出版社的支持下，黄天华又自掏腰包8万元，《中国税收制度史》顺利出版，之后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书籍出版规划》、国家教委《“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同时也于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黄天华才终于靠着这份荣誉评上了教授的职称，每月有了7800元的工资，才真真算得上能够养活自己了。之后《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工作，光资料费，就有19万元之多。黄天华一如既往地过着清贫的日子。女儿工作后，还时常把工资拿出来补贴爸爸黄天华的研究工作。

做研究消耗的不止是黄天华的积蓄，还包括他的健康。因为一直东奔西跑，缩衣节食，又经常埋头书斋，一动不动坐上一整天，黄天华的胃渐渐坏了，然后是心脏病，肺气肿，再然后是腰椎间盘突出。健康危机的出现让他感到有必要和时间赛跑了，于是从初一到除夕，从黎明到深夜，黄天华工作不休。

2017年，洋洋洒洒500万字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意味着中国有了自己的研究中国财政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财政史著作，也意味着黄天华以一己之力填补了国内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的空白。而那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已经是一个清瘦的老人。从开始写作到完稿，他的体重也从133斤降到了107斤。

面对这样的鸿篇巨制，黄天华却说：“我只是一颗铺路的石子，为将来的财政史研究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让年轻的同行们尽可能地少走弯路、多出成果。”

虽然黄天华说自己只是一颗铺路的石子，但这颗浸在书堆里30多年，在人世间摸爬滚打的石子，却因为经历过贫寒清苦的生活而透出坚韧来。

“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

在黄天华教授所著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第一卷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

在他长远的计划里，他希望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等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时，出版《中国军费制度史》，算是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

但如今，随着2020年8月25日的到来，似乎一切都已经不再可能。

如果还有什么心愿的话，大概还是中国财政史未尽的研究。

因为按他的话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昨天，是为了拓展今天，更是为了把握明天。作为财政史的研究者，首要任务是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财政税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史为鉴，为今日的财税改革、财税创新提供借鉴与启示、经验与教训。”

“就财政制度史来说，我认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需要更多的人关注、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他曾说，“我国需要有懂得财政的人才去研究军费、专卖、官俸等领域，而现在实在是太缺乏这类人才了。”

但他还曾说过：“我只是一个守望者，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精力再去坚持，但我希望执着坚持的学生们，不要比我更清苦，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研究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