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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知识:王铎隶书《三潭诗》卷

时间:2021-09-02 15:45:08 来源:

王铎隶书《三潭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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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末清初艺坛的杰出人物,王铎博学多才,在诗、书、画诸方面成就卓著。他以超越古人的胆略和魄力,构筑了明清时代草书的高峰,进而标榜书史;其楷书和隶书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堪称一位“全能型”的书法大家,被誉为书坛“中兴之主”。

王铎传世的隶书作品很少,流传至今的大约只有七件。其中,《三潭诗》卷(见上图)沉着而古雅,俊迈而劲逸,是其隶书代表作。该作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为纸本,纵27.3厘米,横261.2厘米。此卷拖尾有王无回、成古顽两题。卷后有“甲申春正月”字样。“甲申”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王铎时年53岁。

关于王铎隶书的取法,历来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以明人隶书为依归。近代王潜刚《清人书评》认为“仅明人之书,未能入汉”。一种认为其隶书师法汉魏。清翁方纲云:“孟津此幅,作隶书却不工,然自有拔俗之气,知其平日未尝染指开元以后八分也。”(《王铎隶书赠翼隆》跋)

因受时代的局限,王铎不可避免地浸染时风;但在时风之外,他又能远绍古人,遥接汉法。遥接汉法,有王氏自跋为证。他在《数载山溪草五律诗轴》后跋曰:“河南王铎拟汉隶。”问题是,究竟“拟”了哪些汉隶呢?他没有明确指出,因此后人做出了不同的推测。

当代书家王冬龄在《清代隶书要论》中评价《三潭诗》卷云:“其书不求工拙,意在《鲁峻》、《衡方》之间。”《鲁峻》、《衡方》作为汉隶中雄强一派的代表,方劲朴厚,骨力峻拔,包世臣认为是方笔之冠。但《三潭诗》卷,除了在体貌雄健上与《鲁峻》、《衡方》二碑较接近之外,其他方面则与此二碑拉开了距离,如其用笔不同于二碑的一味方劲,而是方圆相间;结体上也不似二碑的端庄规整,而是保持着隶书的扁形特征并时见大小、正欹之变化。据此可知,王铎《三潭诗》卷取法《鲁峻》、《衡方》二碑的成分较少,其主要师法对象可能是与之风格较为接近的《曹全》、《华山》、《尹宙》诸碑。当代书法理论家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写道:“如《曹全碑》,在万历年间出土后,其娟秀的书风与精致的刻工立刻引起书法家们的兴趣。例如王铎,曾经对这块碑下过工夫,《拟山园帖》所收的王铎1644年的隶书,优雅的结字和笔画,都会令人联想到《曹全碑》。”从现有资料可知,王铎还关注过两个汉碑。一是华阴本《华山碑》。此碑曾经王铎好友郭宗昌收藏,后有王铎“戊寅七月”的小楷题跋。二是《尹宙碑》。据书画鉴赏家马宝山《稀见的明初拓本〈尹宙碑〉》一文中记载:“沈树镛题签‘汉尹宙碑’四字隶书。下楷书题:‘前明初拓本,王孟津跋,同治己巳六月,郑斋书于吴门。’……王铎跋:‘淳朴遒逸,篆法黎然。羽遐词文善藏之。王铎甲申夏书。’”

将王铎关注过的上述三碑与《三潭诗》卷相比较,可见其用笔纵逸、线条圆健得之于《曹全》,波磔峭拔、流漓顿挫得之于《华山》,而整体风貌则从《尹宙碑》脱出。

“于楷为近”,这是清王澍对《尹宙》的评价。一向“好古”的王铎之所以对《尹宙》情有独钟,是因为:《尹宙》作为高峰期的汉隶名碑,自具古法;但该碑“于楷为近”的特征,又与当时隶书楷化的时风十分接近———这是魏晋以降,特别是元、明人隶书的总体特征,也是为什么元、明以来书家多喜爱《尹宙》的主要原因。所以,《尹宙》成了王铎隶书风格形成的一个关键链接点———既遥接汉法,又近染时风。

明代虽然崇尚汉碑,但“隶法宗汉”还未成为书学常识,因此明人隶书离真正的汉人风骨很远。明代赵宧光认为:“近代隶书,颇为淳雅,然皆倚真书为骨,而遥想汉法为之,虽无徒隶之短,然并近于真书,亦其流也。”(《寒山帚谈》)一“倚”一“想”,指明了明人隶书的病根所在。王铎隶书虽然不是遥“想”汉法,而是真正地遥“接”汉法,但他毕竟还是“倚真书为骨”,所以其《三潭诗》卷明显地打上了明人以楷书骨法为隶书的时代烙印———虽不乏醇雅之气,但精致有余而古朴不足。如点画的随意跳荡、锋芒毕露,折画的起笔处和横画的收笔处承袭了楷书的顿挫习惯,以及捺画尾部偶尔出现颜体燕尾之状等等,皆是其楷书用笔特征的不经意流露,也是其同时代隶书书家的共同笔法特征。

然而,与同时代隶书书家不同的是,王铎并没有完全迷失于时风之中———王铎的“好古”情结最终助他跳出了俗书的窠臼。

王铎通过不断致力于汉碑的学习,逐步突破了明人隶书程式化特征并渐得汉人古穆之气。这从《三潭诗》卷可见一斑。此卷用笔大起大落,率性自得;体势开张伸展,寓奇险于稳重;结字奇崛雄浑,大小穿插自然,欹正相映;章法一改汉隶安稳的格局,纵横奔突,兴致淋漓。若不是因为“倚真书为骨”的楷书笔法削弱了其隶书古朴的格调,清代隶书第一人当是王铎而非郑簠。

王铎极力跳出俗书窠臼的另一个举动,是以篆书的字法嫁接于隶书。在汉代,这种现象是特殊历史情况下文字演变的结果。但这种历史的“自觉”与“不自觉”,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书法家:将各种字体、书体杂糅,尤其是以篆书嫁接于其他书体,完全变成了一种“自觉”行为。这一现象在明末清初金石文字研究的兴盛时期最为突出。近代书家沈曾植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

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

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

但王铎的“隶参篆势”似乎另有目

的———“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

可议也”(《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书论选注》)。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王铎将“嫁接”式的书写

以游戏一样的方式推向了高峰,目的是运

用篆、隶的字法订正错讹的文字笔画,使文

字更合乎古法。但这无意间使他的隶书趋

于“通乎古以为变”的境界。在《三潭诗》卷

中,“潭”、“深”、“然”、“雷”、“寒”、“人”、“天”、“素”、

“学”、“异”等字,基本上是以小篆作为根源,其中不少

字形完全同于或近于小篆。还有少数运用了“古文”的

字法,然后以标准隶书的体式写出。王氏的这一手段,

对于加强其隶书的古穆之气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使他的隶书在格调上超越了赵孟頫、文徵明、王时敏诸

人,并且与同时代的隶书迅速拉开了距离。

在《三潭诗》卷中,王铎说:“予素未书隶,寓苏门始学汉体。恨年异壮,学之晚。”的确,相较于行草,他并未太在意隶书,但他以非凡的天赋和胆识,使自己的隶书摆脱明人习气而遥接汉碑风神,诚属不易。可以说,王铎是明末清初隶书复兴的先驱之一,对清代“篆隶书大丰收”(沙孟海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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