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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路演员「电影哲理化思潮的主要原因」

时间:2022-11-25 14:37:10 来源:南风未起念汝成疾

大家好,哲学思路演员「电影哲理化思潮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创作中追求更多的思辨色彩,已经成为当代戏剧演出艺术中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当代国内外的许多剧作,明显地有着哲理思辨的成分,许多导演也都有意识地追求演出所具有的思索品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在观赏戏剧演出的时候,也开始把演出是否具有哲理思索的品格,作为一种审美上的要求。因此,在表演中更加鲜明、准确地揭示出剧本以及人物本身所蕴含的哲理,就成为摆在演员面前的一个课题。

事实上,在演员的表演创作中,剧本和人物形象的哲理的揭示,是和演员在表演上的评价意识分不开的。

演员在角色的创造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总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自己对角色的评价,在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对所扮演的人物的行为和命运的态度。而所谓“评价意识”,就是演员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出对角色的评价,从而强化其哲理思辨的成分,进一步激发起观众对剧本中哲理的思索。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意识也就是演员自身的主体意识在创作中的展现,是演员在对生活的认识与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对角色的分析和认识,展示出来的自己独特的对人物甚至是生活的思索和感悟

评价意识并不是在当代戏剧演出中才出现的。因为从表演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表演流派(当然也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心理现实主义的表演在内)的优秀演员在他的角色创作中,都会带着一种评价意识来进行创作。例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排演《茶馆》一剧三个老人撒纸钱这一场戏时,开始是演得悲悲切切的,于是之就不满意这样的演法,他说“得闹起来……”。有的演员就认为这是王利发就要自杀前的一场戏,应该要以悲愤为主。于是之却说:“像王利发这样的人,一辈子胆小怕事,谁也不敢得罪,唯恐说错一句话。到他下决心要死时,忽然一切得到了解脱,他觉得什么都不用害怕了!他要把平日憋在肚子里的话一下子都吐出来,还想对这个欺压人的旧社会开一个大大的玩笑,因此他才叫常四爷撒纸钱。”①三个老人在近乎玩笑地撒纸钱为自己送葬这场戏,从此就成为《茶馆》一剧中的一个经典场面,观众们看到在他们带着苦涩的笑声喊叫着“一百二十吊……”时纷纷扬扬落下的纸钱,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的力量,不能不引起深深的思索。于是之说的那段话,实际上就是演员的一种评价意识。而在写实主义的表演中,这种评价意识往往主要是通过对角色的行动方式的选择反映出来。

但是,在当代的戏剧演出中,由于演出的哲理思辨色彩的增加,评价意识的问题也就开始突现了出来。同时,由于不同的戏剧观念,不同的剧作和不同的导演对演出在处理上的不同,这种评价意识在创作中的地位、作用、性质和体现的方式以及展现的程度就会有所不同。

《狗儿爷涅槃》就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剧目。它引发出观众对时代、历史以及对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深人的思索,而剧中的主人公狗儿爷这一人物,更是一个引发观众从新的角度去思考的人物。林连昆在创造这一角色时,由于对剧本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刻认识与对这一不乏喜剧色彩的人物的悲剧命运的真正感受,始终在真实地体验角色的内心生活的同时,又在评价着角色,评价着生活,在嘲讽着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出现的那些谬误,同时也在揭露着狗儿爷这个人物身上的疮疤。例如剧本中写到合作化时期,狗儿爷分到的土地和解放后他买来的土地都要“归大堆儿”时有这样一段台词:

“你就擎好儿吧,傻老爷们,眨眼之间,咱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饼干……”

林连昆在念到这段台词时,一方面他是那样真挚地体验着狗儿爷在失去土地(包括他那要过上地主一样生活的理想的破灭)时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小生产者对土地的眷恋;另一方面他又在这段台词里以一种嘲讽的语调,念出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里非常有特征的近似呓语般的语言,使观众立刻就感觉到了那个时代里出现的十分荒谬的现象。这时,在剧场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林连昆在表演时哭了,他真实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内心体验;但是,观众笑了,观众是由于看到了那个时代和狗儿爷这个人物的局限而笑了。

林连昆在这段戏里创造出了一种评价意识,但有意思的是当有人指出这一点时,林连昆自己并不承认,或者说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说明评价意识的创造不仅仅只属于哪个表演流派或者是哪种表演风格,同时还说明它也

不仅仅只是一个表演技术方法问题。评价意识的创造是和演员对一个角色的总体把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它还和演员的世界观,演员对生活的认识与评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林连昆在狗儿爷的表演创造中,由于他对所要反映的生活的熟悉和真切的感受,使他能够站在一个高点上去俯瞰他所要表现的生活与角色,因此,可以说他是在总体上有意识而在细部上无意识地创造出了这种评价意识,给予观众一种审美上的享受。

应该指出的是,在有一些戏剧演出中导演和演员是有意识地在表演上运用评价意识的创造来引发观众对生活的思考。

布莱希特的戏剧不仅充满着深刻的哲理,而且也要求导演和演员在创作中必须具有评价意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或者说是陌生化效果)”运用,对演员来说,就可以成为创造出评价意识的一种手段。前面我们讲过的《伽利略传》中,庇尔拉明和伽利略的那一段戏,就表现出了演员的评价意识,从而揭示出了庇尔拉明这个人物成为教皇前后的变化,让观众从这种变化中看到,这不仅仅是由于人物的性格因素在起作用,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在左右着他的行为,从而产生一种对那种扭曲了人的社会因素的批判意识,使得这一段戏充满一种特有的魅力。

徐晓钟在谈到评价意识的创造时指出:在角色的创作中出现的评价意识,“有的是直接传递,有的是间接暗示”。这就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地处理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在直接传递的“评价”中,往往第一自我(演员)的成分要强于第二自我(角色)的成分。例如在《桑树坪纪事》中,当月娃为了自己疯了的哥哥能够娶上媳妇,实际上是被卖了出去,临行之前村里的叔伯婶娘来哄劝她,要让她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天经地义的时候,演员们突然面向观众像京剧中打背躬似的做出了手势,并且嘴里无声地在嘟囔着什么。通过这种手势和嘟囔,直接表现出了人们的不满和一种让人难以平静的内心独白:“观众们,你们看,这里既有群众也有干部,有的还是党员,这些混账逻辑居然能被他们讲得振振有词,娓娓动听!”①在这段戏里,评价意识可以说是以一种直接传递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演员在表演中几乎是从角色的规定情境中跳了出来,以第一自我(演员的名义)在向观众评价戏里所发生的事情。但如果仔细地去研究一下,它又是在挖掘着角色内心中最深层的东西,即角色内心中对这种状况的不满与愤慨,甚至还有着对自己也参与到其中的揶揄和自嘲,这其中当然就有第二自我(角色)的存在,只不过这时它的成分要弱得多。同样是在《桑树坪纪事》中,还有一种评价意识是运用“间接暗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例如福林在村民们的煽动和愚弄下,当众扒去他妻子青女的裤子后,完全不像他平时那种萎缩的样子,而是挺着胸脯,举着青女的裤子吼叫着:“我的婆姨!钱买下的!妹子换下的!”洋洋得意地走下去时,演员并没有直接地去展示自己的评价,而是按照人物的逻辑在行动着,但福林那洋洋自得的样子,就已经在向观众说出了许许多多的话。巍子这时的表演,应该说既是角色的,又不是角色的。由于他并没有完全脱离角色的行为逻辑,所以他是角色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已经超越了这个具体的角色,运用他所选择的这个洋洋得意地挥舞着青女的裤子的行动,赋予了这个场面和这个角色更为深刻的内涵。此外,当所有场上的演员面对那象征着青女,或者说是象征着更多的、祖祖辈辈的中国妇女的塑像时,那一刹那的停顿,演员在感受到一种震撼之时,同样也就展现出一种评价意识,舞台上的静寂中几乎是出现了一种要撕裂人心的呐喊:看啊,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是多么不能令人容忍的对人的摧残啊!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这样的摧残面前是那样的麻木不仁呢?在导演这样的处理和演员的表演面前,观众不可能不被震撼。

同样,在《桑树坪纪事》中,村长李金斗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形象,是一个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他在全剧中有三次抱头痛哭的场面。这三次抱头痛哭,演员在表演中一方面要深入到角色的内心生活中去,并且还要真实地生活于角色的规定情境之中和真实地去完成角色的行动;另一方面,从自己的内心里还要产生出一种评价似的内心独白,他指点观众去看清楚人物真正面貌。在这种间接的暗示中,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之间实际上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因为,作为角色创作者的演员在真实地创造出人物的内在心理生活和外部体现的方式时,不可能不产生出与角色类似的情绪体验;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家的演员则又还要在对角色的评价中感受、体验并表现出自己的情绪体验。因此,在表演中也就出现了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既有统一,又有矛盾;演员与角色,既有共鸣,又有间离的一种状态。演员对角色的评价意识往往就在这种矛盾和统一、共鸣和间离之中产生出来了。

评价意识从总体上说是关于演员在角色的创作中如何认识与了解“情”与“理”的关系问题。中国戏曲表演中有一条艺诀:“戏无情不动人,戏无理不服人。”在任何一出戏剧演出中“情”与“理”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评价意识的提出,不是要求演员在创作中不要“情”或者是削弱“情”,而是要求演员在创作中向“理”作一点倾斜。其实,一个演员在角色的创作中具不具有评价意识本身就离不开一个“情”字,因为评价意识首先是来自于演员对生活、对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要有一种真诚和炽热的感情。如果一个演员对他所要反映的生活完全是冷漠的和无动于衷的,他怎么可能在思想里萌生出那种引发起别人也去思索的评价意识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意识是演员创作中激动之后的思索,而决不是冷冰冰的说教。

在具体的创作中,演员一方面在创造着角色的形象,作为剧中人而存在;另一方面,他还必须记住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同时也在评价着他所要反映的生活,就像徐晓钟所说的是“自己扮演的人物进行理性评价的中介”。在表演中评价意识是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的,可以是“理寓于情”,也可以是“超越于情”,可以是在“共鸣”中产生,也可以在“间离”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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