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艺术家 >

《三国演义》人物类型化特征「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分析」

时间:2022-12-17 15:49:09 来源:豫鉴历史

大家好,《三国演义》人物类型化特征「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分析」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有意让人物一出场便确定其基本性格特征,而后则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再通过人物自身及他人言行的“显示”加以强化,使其性格特征在叙事形态的外在层面上少有逆向或多重变化,呈线性稳定发展趋势。定型化表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出场上,具有定形、定性、定行的程式化特点。这一程式化的运用对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产生的辐射功能和在叙事操作中形成调动读者期待效应的审美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刻画具有定型化模式特点。即作者先入为主地在主要人物一出场便确定其基本性格特征,以后则在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中,再通过人物自身和他人言行的“显示”而不断加以强化,使其性格特征在叙述形态的外在层面上少有逆向或多重变化,呈线性稳定发展趋势。本文拟就此一特点进行一定的描述和说明。

定型化表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刻画上,具有人物出场即定形、定性、定行的程式化特点。即作者在人物出场时,刻意从不同视角概括出人物外在的形象特点——形、基本性格特征——(个)性及为前二者服务的行为事迹——行。这一程式化的运用对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产生的辐射功能和在叙事操作中形成调动读者期待效应的审美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三定”的程式化在小说文本中的具体运作有着灵活性。一是先述其性,随之定形,后述其行——以性定形、定行。刘备,是作者从主观、客观两方面有意识地塑造成的与曹操完全对立的形象——一个仁慈爱民、宽厚仁义、礼贤下士的贤明仁君。刘备的出场,由作者站在全知视角先述其性格特征:“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随之特特描写其具有龙凤之姿,帝王之相:“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并从不同叙事层面强化于此。言:“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刘备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曾言“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其叔父奇而谓之“非常人也”。尔后,自然而然地有了“上报国家,下安黎黍”的桃园盟誓,有了宽厚仁德,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每到一地,即广施仁政、“与民秋毫无犯”的刘皇叔;有了在巴蜀实现“仁政”理想的好皇帝。二是述行之后写形、定性——以形定性。张飞出场便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刘备只听“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接着作者运用限知视角由刘备眼中写出“斗然而来”(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一回夹批)的此人“形貌异常”:“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随即由张飞自述其:“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关羽出场,先是“见一大汉……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然后作者仍用限知视角由刘备眼中写出其“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之外形,颇有英雄惜英雄之意。接着关羽自述其性、其行——仗义除恶,逃难江湖。二位英雄好汉与刘备正是在志同道合共谋义举的基础上,才有了其后的“桃园结义”。

小说第七回公孙瓒被文丑追赶,即将丧命其枪下之时,“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个少年将军,飞马挺枪,直取文丑”——“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这是赵云首次出场的行为特征,正伏下后文在当阳于百万军中单骑救主诸事。而随后对赵云“身长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颐,威风凛凛”的描述,可谓写形传神,与关张等诸英雄相映相照。三是先写其形,随之写性述行——以性定行。曹操,作为小说主人公之一,已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小说第一回这样描述曹操的出场亮相:“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已有老谋深算之外表。同时,无所不知的作者立即为登上舞台的曹操之行为特征作注:“操幼时好游猎,善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作者还特意写了他幼年时“愚弄叔父,欺骗父亲”的故事为曹操这一性格特征写照传神。与此相映,曹操对桥玄、何颙言其“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等语“闻之不喜”(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一回夹批),而对有知人之名的汝南许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预言则闻之大喜,活画出奸雄的性格特点。其后夹叙的曹操任洛阳北都尉时一篇小传初见曹操之“雄”,并与其幼时“愚弄叔父,欺骗父亲”之“前传”合为一体,初步形成辐射后文的张力。四是先写其形,随之述行——以形定行。第二回孙坚出场,写他“生得广额阔面,虎体雄腰”,紧接着写他十七岁时于钱塘杀贼,后破会稽奸贼许昌事。第二十九回孙权正式登台亮相后,作者写其“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并借汉使刘琬入吴评价其:“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永。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享高寿,众皆不及也。”后正如其所言,孙权“亲贤礼士,纳奇录异”(周瑜语),审时度势,鼎足江东。周瑜第十五回出场时,作者用八个字写出他外在的形象特征:“资质风流,仪容秀丽。”后文叙述中“显示”周瑜的才华超群,果然风流卓绝;而气量狭窄似有小女子之嫌,正暗合“秀丽”之形容。以形定行在小说文本的叙事操作中亦有变数。如吕布的出场形与行相悖。其微妙处在于于董卓谋士李儒眼中所见出的吕布是:“生得器宇轩昂,威风凛凛,”然而却于他人口中令读者得知吕乃“勇而无谋,见利忘义”之人,之后其行为“显示”果如此。五是出场即述其行,后述其性——以行定性。董卓登台亮相的第一次描写即正被张角“杀败”时遇刘关张救回,在得知三人“白身”后“甚轻之,不为礼”。随后作者作为叙述者言其“自来骄傲”,破“贼”无功,因贿赂十常侍,约托朝贵得迁显官诸事,并点出其“常有不臣之心”,为后文张目。

作者不仅通过定形、定性、定行的程式化运作为书中主要人物“定型”,而且已充分认识到人物形象的“定型”塑造不能一次完成,还需要在叙事层面上多角度、多层次地逐渐展示,不断强化。故主要人物出场时,作者常利用视角的流动变换,调动小说中各个层面的力量,精心构制情节及情节单元对其着彩涂墨,反复皴染,使其形象逐渐丰富夺目,活现于读者眼前。同时使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于外在叙事层面上呈线性稳定发展趋势。小说第一回写许劭看相知人,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曹操行于乱世,因此许劭的评价就成为读者把握其内涵的核心,成为作者于叙事层面上对其着力强化的行为特征。听了许劭之言“大喜”的曹操是个连自己都不否认为“奸雄”的人,他“有权谋,多机变”,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其处世哲学就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其主体行为的叙述过程里,他的奸诈是有所发展的,从幼时的愚弄欺骗发展到多疑杀人——为了不教天下人有负于他,他不惜一切手段消灭他认为的敌人:为逃命错杀朋友吕伯奢一家;为报父仇要屠杀徐州全城百姓;为稳定军心,杀了“克扣军粮”的替罪羊王垕;借黄祖之手杀了裸衣击鼓的狂士祢衡;赤壁大战前夕,横槊赋诗时使刘馥冤死;害怕有人谋害,佯在梦中刺死忠心的侍卫;许昌救火时,诱骗杀了300多救火士兵;滥施淫威杀了因诛杀曹操计划败露的董承等五家男女老少共700余人,连有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被活活勒死在宫门外;而以“扰乱军心”罪名被杀的杨修,是曹操因嫉恨所杀数人中最典型的一个。文本多处显示,曹操杀人杀得快,也悔得快;杀时不眨眼,杀后哭之痛、葬之厚。这令读者不难看出他老谋深算、玩弄诡计,善以欺诈巧伪、恩威并施的手腕来掩盖其残忍多疑。因此曹操的杀人,体现了他既是封建时代统治者中奸诈、凶残、不仁的集合体,又是篡权谋逆者的典型特征。而曹操临终遗命更是与其在小说中初次亮相之文遥遥相映——分香卖履之嘱令人有“平生奸伪,死见真性”或“是欲使天下后世信其无篡国之心,……其意欲欺尽天下后世之人”(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回前评)之叹;设七十二疑冢令人深感其“平生无真,至死犹假,……临死无真,死后犹假”(同上)。曹操一生正如毛宗岗所评:“操真奸雄之尤哉!”


诸葛亮,历史上是一个出将入相的杰出人物,在小说中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忠贞和智慧化身,是作者呕心沥血倾注笔墨去全力刻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出场亮相即不同凡响,有着震撼全书结构的辐射功能和激荡读者期待效应的审美张力。在作者笔下,千呼万唤才迟迟出山的孔明先生,有着盖世才能和惊人智慧:未出茅户而对天下大势已做出精辟的分析,尔后“隆中对”就成为刘备占荆州、据西川、争夺天下的根本策略。他初出茅庐,便于博望、新野连打两个胜仗,没有辜负刘备:“吾得孔明,如鱼得水也”的知遇之恩,并赢得刘备集团的钦佩与尊敬。决定天下三分的赤壁大战他是关键人物。而赤壁大战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故事,从“只身入吴”、“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借箭祭风”到“智算华容道”、“火烧赤壁”等等,则在群英荟萃中,特别是与足智多谋的周瑜、曹操的周旋斗争中,倍写出他的大智大勇。其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神机妙算刻画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使赤壁大战成为《三国演义》中最具魅力的华彩篇章。随后,他三气周瑜,稳定荆襄,西取益州,实现了隆中预言。在巴蜀他勤勉辅政,日理万机,“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使得“两川之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米满仓廒,财盈府库”,以卓著政绩实现了刘备的“仁政”理想。白帝城刘备托孤之后,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他仍忠心耿耿,力挽危澜。从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到秋风五丈原,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多方运用叙事谋略,从不同的叙事层面展现和强化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胆量和气魄,军事家的智慧和才能,外交家的机敏和风范,使其几成为中国民间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名臣贤相,成为文学史上独占风流的艺术典型,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身。关羽,在小说中是作为忠义和神武的化身来描写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即把抽象的忠义具体化了。关羽的一生是实现这一誓言的过程。他说:“义不负心,忠不顾死。”屯土山关羽约三事降曹后,面对曹操与之的高官厚禄及百般恩宠和利诱,他毫不动心。操欲使关羽与二位嫂嫂共处一室乱其意志时,“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送新袍,而关羽却把它穿在哥哥刘备送的旧袍里面;操送美女、黄金,他不拜谢,却只拜其送马等,直至最后挂印封金,过关斩将,千里寻兄而去。作者精心选择和组织了一连串丰富、感人的细节单元,描写出关公“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的凛然品格与节操,出神入化地为我们塑造出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形象。同时,作者为了使关羽的义更为突出,特意描写了他知恩图报,违反军令于华容道“义释曹操”,并赞叹他“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小说中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甚至刮骨疗毒等故事情节,则于不同的叙事层面上生动地描写了关羽神武雄豪、英勇无敌的形象特征。

总之,作者在为书中主要人物“定型”时,不仅通过定形、定性、定行的程式化运作为其传神写照,还着力驱使人物“身体力行”,对其主要性格特点反复皴染、强化,并使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于外在叙事层面上呈线性稳定发展趋势。∵


郑重声明: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侵权、违规,可直接反馈本站,我们将会作修改或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