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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谈话的说话艺术「向古人学习“说话”的艺术」

时间:2023-01-19 16:45:13 来源:MrZ带你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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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大多接受过谨言慎行的教育。成年之后,虽然也认可说话要讲求分寸的道理,但是这分寸究竟定在哪里,谁能说得清楚?

不久前,读到苏轼应约为朋友章质夫写的堂记,居然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苏轼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即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又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真是性情中人说的话,率性而发,一点点顾忌也没有。看来苏轼也是性灵一派的,不认同说话总要反复权衡、思前顾后的道理。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朋友章质夫名其堂为“思”,苏轼受托为堂记,有意与朋友调侃,笑谑的意思很明显,作者故妄言之、读者故妄听之,不能随便当真的。

细考起来,教训沉重的是魏晋时的嵇康。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乱,人人缄口是非,连同道好友阮籍也不得不管束自己,闭口不论时事。嵇康也想学阮籍的内敛,却依旧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居然用言语冲撞大将军司马昭眼中的大红人钟会,最终失去性命。名士之死本已令人扼腕,还捎带上了他自创的琴曲《广陵散》,优美的旋律从此成为绝唱,更让人唏嘘不已。

说批评的话,应当讲究艺术,说恭维的话是不是就能够稍稍逾矩、放纵一点呢?不然。一味溜须,也会令人侧目。韩愈就是因为经不住别人的请托,被拉来为死者粉饰,从而遭人痛责的。时间过去八百年,提到韩愈,顾炎武仍不依不饶,说:“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今犹未敢许也”掷地有声,大师的言说谁敢质疑?真是誉之所至、谤也随之,本来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大儒,应当升入凌烟高阁的文化伟人,现在却被顾炎武一顿痛批,灰头土脸。

清初康熙年间名人魏象枢也有同样的遭遇。魏氏官拜刑部尚书,位高望重,文章写得也好。于是,求为铭状者络绎不绝,魏氏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在给友人的信中,发了这样一通牢骚:“为人作墓志铭,不填事迹,则求者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其至无可称述,不得已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吾愿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面对家属要求,捉笔者毫无回旋余地,只能一味地说好话;写不出来的时候,还要翻检古籍,从中找补些能为求志者满意的东西。心有不甘而又万般无奈,魏象枢便恳请那些身后不忘留名的墓中人活着时多多积德行善,好让写墓志者不必昧着良心、杜撰那些子虚乌有的事迹。

贬损、溢美,越界说话,过犹不及,属于俗话所说的“瞎说”。朗朗乾坤、正大光明,岂容信口胡说者大行其道?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回归孔子、践行“中庸”之道,无疑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中庸也称中和。喜怒哀乐,情动于中,便会有表达的要求,“发而中节”——说话实事求是、中规中矩,是表达的正道。当然,中庸不是“乡愿”,不置可否、讳言是非与中庸毫无关系。中国古人所谓的“执二用中”绝不是没有个人立场、四面讨好、打马虎眼,消极被动地依违于褒贬之间。中庸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秉持理性、择善而从、不走极端,有话好好说。

把握好说话的分寸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譬如,直话直说不该轻易否定,但计及分寸,则实话也得策略地说、理性地说。至于触龙劝诫赵太后、诸葛亮舌战群儒,说话中含着智慧、机敏,已经将说话提升到艺术的高度,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需要付出一辈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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