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未解之谜「名画之谜」

大家好，艺术未解之谜「名画之谜」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续035）

阿Q性格的自然质是奴性的典型，这是仅就作者所塑造的形象这一角度而言的。而实际上，艺术形象是在读者欣赏过程中最后完成的，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同一个艺术形象在不同的读者当中会产生不同的新的功能和意义。因此，艺术形象的本质并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文艺欣赏中不断变化，随着时间、地点和读者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性。艺术形象在欣赏过程中经过读者的再创造而产生新的本质意义，就叫做功能质。我们在认识阿Q性格的时候，不能停留在对它的自然质的认识上，还要考察它的功能质。

那么，阿Q性格的功能质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文艺欣赏中的各种相关因素，这是极其复杂的问题。要解释这样一些现象：为什么阿Q典型的出现被当时许多人疑心在骂自己，而今天的读者看了仍然可以在生活中找到阿Q的影子，而且不仅中国有阿Q，外国也有阿Q，外国的读者也可以在阿Q身上找到自己的投影。可见，阿Q典型的产生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它的意义却超出了特定的时间和地域。阿Q性格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质，这种功能质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阿Q典型诞生的那个年代，阿Q性格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失败主义思潮的象征。清末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人侵，中国人接二连三地蒙受战败的耻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统治者在国内人民面前依然是暴君，但在西方列强面前却成了奴才。因而在统治阶层中失败主义情绪蔓延。他们在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无力抵抗，忍辱负重，奴颜婢膝，赔款割地，出卖主权，什么屈辱都默默忍受。但一面又不甘失败，不肯认输，不愿改革弊政以图自强，却躲避现实，在精神上寻求安慰和解脱。他们以文化古国自夸，看不起外国人，口口声声称之为蛮夷。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那些中国留学生虽明知自己是战败国的国民，却以中国有了不起的精神文明自夸，把日本人全不放在眼里。有时追求精神的安慰，“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这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心理，骨子里是消极的失败主义，反过来寻求精神安慰，以自大自傲的形态表现出来。老朽的中华帝国到了穷途末路时所出现的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类似于破落户的心理特征，因为他们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都有值得自傲的历史，一旦失势之后，必然趋向于怀恋过去，夸示历史。

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统治阶层严重存在着，而且污染了其他阶层，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而阿Q在屈辱面前所使用的精神胜利法与这种社会思潮多么相似，阿Q性格简直是这种失败主义思潮的范式了。当时的人们在阅读《阿Q正传》时，很自然就会从这一范式联想到自己或别人身上的各种失败主义的表现形态，而阿Q性格的特定阶级内涵就在读者的审美知觉中被暂时抑制了。阿Q性格就在文艺欣赏中被改造成为当时的失败主义社会思潮的象征。所以，尽管阿Q是农村流浪雇农的阿Q，但阿Q性格却超出了它的阶级归属，成为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人士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

其次，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阿Q性格是中华民族的国民劣根性的象征。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但却又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它长期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专制的反面是奴才，皇帝之下，一级一级的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奴才，下层人民自然也是奴隶或奴才。专制政治的主要特征是恐怖，这种社会气氛必定是培养奴性的土壤。加之外族的不断入侵，汉族在历史上曾几次为异族统治，即使统治者也免不了变为奴才。鲁迅痛切感到：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两种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正因为这样，奴性便浸透了中华民族国民的骨髓和灵魂。

鲁迅是自觉要通过阿Q的形象画出中国国民的灵魂来的。这个创作意图在许多地方都明讲过。应该说，鲁迅是完满地实现了这种创作意图的，《阿Q正传》的确成为了中华民族国民的人心史。当然，中华民族国民的劣根性有各种表现形式，它比之阿Q形象要丰富得多。但鲁迅以极其深刻的眼光，以最尖锐、最鲜明的形式再现了奴性心理的典型特征，因此具有极其广泛的概括性，使世世代代的读者都能从阿Q形象上认识中华民族可怜而又可耻的心灵的历史，惊讶地发现自己身上的劣根性而痛下决心改造自己的灵魂。

是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时时处处都可以找到阿Q们，阿Q的各种性格元素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形形色色的表现，阿Q性格可以说是国民劣根性的范式。而国民的劣根性不仅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今天的许多人身上仍然残存着，因此，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够从阿Q的性格联想到世人的各种面目和人间的各种世相，而引起他内心的共鸣。阿Q的形象，在各个时代的读者的审美再造的世界中成了国民劣根性的象征物。而阿Q形象固有的特定阶级、特定时代的内涵，就被挤出了读者审美注意的中心。正是由于文艺欣赏的审美再创造，所以阿Q性格超越了特定时代的归属，成为不同时代共同的一面镜子。阿Q性格作为国民劣根性的象征，这是它在文艺欣赏中获得的第二种功能质。

中国人熟悉阿Q，因为阿Q就生活在中国社会，生活在国民的心中。但是外国人也熟悉阿Q，阿Q形象超越国界，在异国人民当中产生共鸣。那么，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呢？这种现象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在这个层次，阿Q性格又成为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诞性的象征。各民族的读者都从阿Q形象上看到这种荒诞性，因而产生共鸣。

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称为人类的前史时代，而人类的正史时代是从共产主义实现之日起才翻开第一页的。人类的前史时代，是一种不合理的、不合人性的，因而也是畸形病态的社会，它的存在带有荒诞性。

首先，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关系的不合理，人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大，在自然中是不自由的，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环境恶劣，不利于人的生存，因而产生生存与环境的分裂，也即人类生存的需求往往与客观环境处于不协调的状态。人类暂时无法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状态，但又不甘屈服，总想求得心理平衡，因此有些人就在自欺自慰的状态中逃脱这种分裂的痛苦，而获得主观感觉的协调和暂时的心理平衡。

其次，由于物质的匮乏和财富的私人占有制，大多数人处于贫穷的境地。于是穷人在物质方面的欲望就在精神方面寻求补偿。圣经上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而穷人只消大摇大摆就可以进去了。这就造成一种虚假的平衡：富人今世享乐，来生受苦；而穷人今世受难，死后进天堂。因此有些人情愿把实际的幸福让别人享受，自己只得意于渺茫的幻想，形成精神与物质的分裂。

第三，由于社会以阶级统治的形式存在，因而造成人性与社会的分裂。人性的基本特性是自觉与自由，但阶级统治的社会强调的却是对阶级意志的服从和对各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规范的遵奉，因而造成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类意志的非自主性，社会成为人的发展的对立物。

第四，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意识始终制约着人的认识能力。阶级的分化本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不幸，但阶级意识却把人类的认识能力禁锢在一个阶级的功利观和立场上，把人类世界的畸变现象视为本质，而把人的最高本质忽略了。因而，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的偏见，正常往往被视为反常，反常却被视为正常，本质界和现象界常常是脱节的。此外，还有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这是因为私有社会的道德是超感性的绝对理性的意志领域，它是建立在对人的感性欲求的抑制或牺牲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反自然人的力量。

人类前史时代的道德都具有非人化的特征。例如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三纲五常”就是典型的人性剥夺。无数忠臣义士、节妇烈女，他们所达到的道德境界是以牺牲几乎全部感性欲求，直至生命为代价的。因此，在私有制社会里，由于道德力量的控制，人作为感性存在者与作为理性存在者是分裂的。以上都是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诞性的一些表现。

鲁迅笔下的阿Q性格充分表现出这种荒诞性。前面说过，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两重人格、退回内心和没有自由意志。阿Q的两重人格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处处失败，而主观上时时胜利，物质方面一无所有，而精神方面自满自足；二是思想上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祖宗成法，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但行动上却常常违规犯禁。这两个方面正好表现了荒诞世界的两种分裂，即精神与物质的分裂、感性与理性的分裂。

当我们听到阿Q的那句名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我们就会立即发现阿Q的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严重脱节。阿Q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可是自己却偷摸女人的大腿、向吴妈求爱。阿Q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但饿了一阵肚皮之后，精神胜利法就无法奏效了，感到这委实是一件“妈妈的”事，于是只好去偷，甚至到城里抢劫。

阿Q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但看到革命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时，就禁不住要投革命党。很显然，阿Q的男女之大防、精神胜利法和排斥异端之类是他的理性世界的观念，而他的求爱、求食和革命则是他的感性世界的追求。它们在阿Q身上尖锐对立着，这是世界荒诞性的一种表现。

阿Q退回内心的性格特征又是病态社会人的生存与环境分裂的反映。阿Q退回内心的具体表现是：在心造的幻影中自我陶醉，用忘却来解脱精神痛苦，用宿命论自我安慰。总之，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躲进自我的小天地。这是一个没有觉醒的、缺乏进取精神的弱者无可奈何的抉择，是他适应恶劣环境的法宝。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阿Q除非投入变革环境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斗争只能以失败告终)，他不运用这些法宝，就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不在混沌的陶醉中苟活，就在清醒的痛苦中死亡。此外，能有第三条路吗？千百年来，习惯于苦难的人民，正是用这种自我排遣的手段求得个体的生存啊！尝过人间苦味的人必然会在沉思后把对阿Q的嬉笑变为苦笑。

由此可见，阿Q遁人内心的消极逃路乃是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努力。生存与环境分裂的荒诞性才是罪恶的根源。另一方面，阿Q的丧失自主意志是人性与社会的分裂造成的。小说写得很清楚，阿Q身上具有人性的一切要求，他要生活、劳动，也需要爱情，具有人的七情六欲。但是，阿Q在未庄社会并不是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工具和玩具而存在。未庄社会的人们，上自赵太爷，下至一般百姓，都没有真正把阿Q作为人来对待，而是作为玩具一样随意奚落、戏弄，作为工具一样随意利用、驱使。

人们并没有把阿Q当作有血肉、有灵魂的“人”来尊重和同情，而阿Q也不会同情别人。他看到城里杀革命党，幸灾乐祸地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这是人心不相通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与人性的发展是尖锐对立的。阿Q也缺乏自我意识，只有临到杀头前，才想起生命，发出“救命”的呼喊。阿Q并不属于阿Q自己的，他所维护的正是赵太爷所要维护的，他所排斥的正是赵太爷所排斥的。因此，阿Q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而成为“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体”。他像压在大石下的小草，扭曲变形了：阿Q的维护自我的本能变为盲目的自尊和自大狂，阿Q的反抗意识变为欺凌弱小和自贱自侮。阿Q的人性被未庄社会彻底异化了。这也是世界荒诞性的一种表现。

最后，在阿Q和赵太爷的关系上，我们还可以看到现象与本质的分裂。阿Q和赵太爷隶属于两个互相敌对的阶级，它们似乎是绝然对立的。这种对立当然是阶级本质的对立。可是从哲学的高度看，我们又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趣的同一：赵太爷对上是阿Q，阿Q对下是赵太爷；赵太爷失败了是阿Q，阿 Q胜利了是赵太爷；幻梦中的革命成功后的阿Q俨然是赵太爷，而处在革命高潮中的赵太爷也类似阿Q。

因此可以说，赵太爷只是成功了的、处于统治地位的阿Q，而阿Q则是失败了的、降为被统治地位的赵太爷。这种现象在小说中已有充分的揭示，电影《阿Q正传》的改编突出了这一点。阿Q与赵太爷的这种有趣的同一性乃是阶级社会的更深刻的本质。阿Q与赵太爷的对立是阶级本质的表现，可是在更深的层次来看，这种阶级对立又成了表现更深刻的本质的现象了。

在阶级社会里，归根到底本质与现象是分裂的，这是社会病态的反映，而人们的认识能力囿于阶级的功利，对于事物的认识常常未能深入到更高的哲学本质中。在世人那里，正常与反常、真理与谬误、常态与病态常常被颠倒了。阿Q迫于生活而行窃，被认为可耻而受处罚，而赵太爷们巧取豪夺，实为更大的盗贼，却被视为神圣而受人崇敬；阿Q为了子嗣而向寡妇求爱被认为是触犯礼教，可是赵太爷们三妻四妾却被视为天经地义。这种种奇怪的现象也是世界荒诞性的又一表现。

综上所述，阿Q的性格内涵反映了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生存与环境、人性与社会以及现象与本质的分裂这一世界荒诞性的特征。这就是阿Q性格蕴含的深刻的哲理内容。鲁迅在准确勾画出中华民族国民劣根性丑恶面目的同时，深刻揭示出它的必然性，揭开了阿Q这一荒诞性格背后的病态社会的帷幕。这是《阿Q正传》思想深刻性的最高表现。作者一方面把那些感受不到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滑稽性生动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把畸形社会作为反人性的存在物的本质特征揭露出来，以此使昏睡的国民惊醒起来，认识自我，从而奋起改造社会环境，为争取人类的真正解放而斗争。

在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诞性是普遍存在于各国社会生活中的显著特征，因此阿Q性格的这一哲理内容就能引起各国读者的共鸣。他们在阅读、欣赏《阿Q正传》时，阿Q性格的这种哲理内容成为审美注意的中心，而阿Q性格中的阶级、时代和民族的内涵在审美知觉中被暂时抑制了，阿Q性格被改造为世界荒诞性的象征，激发各国的读者对自己经验世界中关于世界荒诞性的各种表现形态的联想。这就是阿Q性格在文艺欣赏中所获得的第三种功能质。

以上我们分析了阿Q性格的三种功能质，它们使阿Q性格获得超越阶级、时代和民族的界限的普泛性。同时阿Q性格又是特定的阶级、时代和民族的性格，而不是什么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的全人类的典型。这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却是历史辩证运动的必然这是因为阿Q典型不是静止的、固定的封闭系统，人们在文艺欣赏中赋予它以超出自身属性的功能和意义。

从阿Q性格的自然质这一层次来说，它是特定阶级、时代和民族的现象，但从阿Q性格的功能质这一层次来说，它又具有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的特征。优秀的艺术典型由于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具有巨大的概括力，因此都具有这种两重性。艺术典型的功能质是经过审美实践的能动作用而产生的新质，它与典型的自然质有联系又有区别。

它的产生有审美心理学的根据，其原理就是：审美对象的显著特征经过审美主体知觉选择性的作用，在大脑皮层形成“优势兴奋中心”，而审美对象的其他内涵在审美知觉中被暂时抑制了。经由联想——想象的心理机制的作用，审美对象的显著特征便成为各种不同的象征物、从而审美对象具有超出它自身的本质。这是审美再创造的结果，是文艺欣赏这一社会性的特殊精神生产的实践产物。如果能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把道理讲清楚，就不会对阿Q性格的种种复杂现象感到难以理解了。

分析了阿Q性格的自然质和功能质，是否已经全面认识了阿Q性格的本质了呢？还没有，阿Q性格的复杂性并不仅此而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真正的艺术典型也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绝不是某种单一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等)的图解。因此，要全面描述阿Q性格的复杂本质，还必须把阿Q性格放到社会这一系统中，进行多侧面的综合考察，弄清它在各种社会精神文化系统中不同的系统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站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阿Q，对阿Q性格进行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伦理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等各种分析，以揭示它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性质。

那么，阿Q性格的系统质是什么呢？我们举出如下几种作为这方面探讨的开端。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阿Q是乡村流浪雇农的写照，他无田无地，没有丝毫的固定资产，完全是个无产者。他没有家庭，主要寄居在土谷祠，可以说是居无定处、艰难困苦，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也没有固定的职业，但主要时间生活在乡村，从事的临时工作主要是农活。因此，他是乡村的流浪雇农，既有别于城市的流浪汉和工业无产者，又有别于一般的农民，他是游离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的特殊阶层。这是产生阿Q性格的社会学基础。

其次，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阿Q性格是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利用孔孟儒学，形成了一套巧妙的统治术，即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所揭示的：“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阿Q正是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奴化教育的“毒针”，才如此的愚昧、麻木、可笑，成为不死不活的奴役工具。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治绩。所以说，封建专制主义是阿Q性格产生的政治基础。

第三，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阿Q性格是轻度精神病患者的肖像。心理学认为，类分裂人格的患者往往忽略客观环境，常借内囿性的幻想以发泄其敌对感或攻击欲。由于患者不敢正视现实，不采取直接而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唯有借幻想中之虚无能力与胜利感作为补偿及自我安慰。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正是类分裂人格的表现，阿Q的行为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即否认机制和幻想机制。阿Q的精神状态是潜意识的防卫机制。阿Q的夸大狂就是一种迷妄症。总之，阿Q的许多思想行为方式，阿Q的各种性格特征，都可以在变态心理学里找到解释。心理变态是阿Q性格产生的心理学基础。

第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阿Q性格是庄子哲学的寄植者，庄子哲学的“有待→无己→无待”的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极遁世，追求超感性的虚幻的绝对精神自由。所谓“无己”，就是不执着有自己、有外界，如同佛家的破“我执”“法执”，即在幻想中消除物我对立，在自己的头脑里齐物我、齐彼此、齐是非、齐利害、齐生死，一切都消融在自我的幻觉世界之中，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把眼睛闭起来，在幻想的世界中实现绝对的自由，追求精神上的胜利和满足。

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好表现出庄子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特征。庄子哲学叫人对于世事，一切无心，随遇而安，逆来顺受;要人一方面安于无可奈何的命运，一方面内心又要做到飘飘然。这些处世哲学都在阿Q身上得到实践。阿 Q最后用精神胜利法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可以说达到了庄子所谓的“真人”的境界。总之，阿Q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其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基础，完全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思想中去，其中要首推庄子哲学了。

第五，从近代史的角度看，阿Q性格是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且不说《阿Q正传》的故事背景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就是阿Q性格本身也与辛亥革命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阿Q性格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封建专制制度行将就木时的社会精神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阿Q性格的发展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和失败教训。因此，《阿Q正传》虽然不是正面地直接地描写辛亥革命的历史，但却可以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活生生的感性材料。

第六，从哲学“人”的角度看，阿Q性格是异化的典型。《阿Q正传》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异化图，包含着丰富的异化内容。阿Q性格是人性异化的典型，它为异化理论提供了生动的例证。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来分析阿Q性格的哲学根源。

总之，阿Q性格的系统质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上面所举仅是其中的几种。对于阿Q性格的系统质，必须运用不同系统的专门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分析，我们只是作为举例简单提及，不作详细说明。这是各种学科领域的专门研究者的研究课题，并非文学研究者个人所能胜任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要全面认识一个伟大的艺术典型，不仅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不能互相代替、互相排斥，而且必须有各种学科的配合，必须有大规模的综合。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揭示阿Q性格的本质意义。自然质是对阿Q性格自身固有的基本性质的规定；功能质是阿Q性格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典型意义的历史规定；系统质是对阿Q性格在社会大系统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性的综合规定。它们共同组成对阿Q性格的系统认识。对于阿Q这样复杂的典型性格，很难用线性因果关系的逻辑方法来处理，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判断说清楚，而必须运用系统的方法，对它作出大规模的综合。过去的一些争论意见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都可以在阿Q性格的认识系统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它们都只是一面之理。如果各执一端，针锋相对，是不能全面认识阿Q典型的本质的。只有把它们综合为一个认识系统，才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原载《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